张昕：因为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少数的政治精英、以及一部分知识精英的表达，但俄罗斯社会的普罗大众、国家机器中的中下层是不是接受或者能否同样自如地在几套叙事、几种想象之间来回切换，就不好说了。
像前面提到的两种现代化挣扎，在工业化、城市化层面，需要的是一套科学理性的经济生产和管理方式，但在开放的、替代性现代化层面，最终恰恰是要取消市场、绞杀现代化的弊端，超越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阶层社会。这么看来，这组矛盾倒有点像当年中国的两个路线之争。
当下的俄罗斯精英一方面希望拯救一个在它看来已经被西方世界带偏的现代社会，但又希望动用历史资源，包括前现代帝国的、苏联的，构建一个超越性的、替代性的体系，而不是简单回到帝国体系层面上的国家间、国际体系。
前面博尔达乔夫讲的主要是俄罗斯如何处理与邻居的关系，苏尔科夫则更多谈到历史传承和延续性，两者都包含了某些超越当下西方世界对现代社会政治关系或者政治文明的理解与实践。换言之，这两位也许都会问：为什么一个有力的领导人的“百年治理”就不是现代文明？为什么内循环就不是全球化？为什么只有你说的这套才叫现代文明？我的这种替代性现代化可能比你的更有正义性。
观察者网：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灵活性、工具性，但这在某些国家或民众看来，这又是危险的，甚至有些反感。当然，我们承认这套做法及其背后逻辑有现实意义，但某种程度上是否真的代表了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一种想象？
张昕：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区和国家也存在。最近我跟几位学者在合写的一篇论文就是比较当代俄罗斯、中国、土耳其三国在后冷战时代回应美国霸权在欧亚大陆的衰退过程中，如何选择性地动用历史遗产、如何呈现相似的所谓“通三统”的努力（试图勾连前现代帝国经历、帝国解体后进入共和国时期的民族国家经历、再到当代类似的自由主义改革历程）。
比如，土耳其最近推动突厥语国家委员会进一步升级成为“突厥国家组织”，可以看做在历史传承基础上对现状不满之余所做出的一个回应，寻求恢复以族群、宗教等文明要素为基础的，对周边地区的重新想象跟安排。这里面既有历史连续性，但也不是（也不可能）回到奥斯曼帝国，这种话语建构也是具备一定超越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