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首先，关于苏联解体的解释模式。从那一刻起，人们就在分析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新的解读。站在30年这个时间点，再看这些不同的解释范式时，有什么新认识？对哪种解释框架的感触更深？
张昕：关于解释框架，就我自己有限的阅读来看，苏联解体30年跟20年或10年相比，没什么太大变化，至少没有看到一个系统性的全新理论解释框架出来。当然随着历史的变迁，我们对“苏联解体”这一事件的理解更加丰富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就我的理解，这种丰富性包括几个层面，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把“苏联解体”作为一个长周期的过程来看待，不仅仅关注苏联解体的1991年12月的这个时间点，在中国、俄罗斯、前苏联地区以及欧美学界都有这样的趋势。
具体做法，历史学界可能做得比较多一些，把从苏联晚期到以联盟国家解体为最终结果的过程看成一个社会矛盾、经济矛盾逐渐累积的过程，最后导致“联盟国家崩溃”意义上“苏联解体”的最终爆发。
比如，这个过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戈尔巴乔夫改革往往被视为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80年代后半段以东欧国家脱离苏联这一“准帝国”或“类帝国”体系为标志的，在此意义上1989年和1991年是两个有关联、但又可以区分的过程，即东欧国家逐渐摆脱原来苏联准帝国体系的控制、包括两德统一以及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冷战”的实质性结束，其实早于1991年底的苏联解体。
第三个阶段，则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联这一联盟国家的解体。
这几个阶段是相互关联、但又相对独立的过程。
近期还有一类研究则把眼光从高层政治精英的视角，转移到微观的社会层面，或者说引入了社会史、物质史的研究视角。这可能是最近20年关于苏联解体、苏联史、东欧地区领域比较活跃的，尤其是在欧美学界，这也为理解苏联解体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研究聚焦的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里根、科尔、纳扎尔巴耶夫如何，不再只聚焦于少数的国家领导人或最顶层的政治精英，还有底层社会大众、中下层的官僚干部群体等等，尤其是后者作为苏联政治体系中的中段和末梢，在整个解体过程中的认知改变和行为变化，这些更微小、但数量更多的个体行为加总起来，对最后狭义上的“苏联解体”构成了很重要的参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