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认清我们自身的局限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卡尔·马克思）。德国伸出食指对世界上的新兴国家进行说教究竟有多少收效？鉴于欧洲内部的争论不休、经济实力的下降趋势和不断显现的军事软肋，人权指责在欧洲以外的世界里除了被视为对内政的恶意干涉之外，并不能取得改变效应。
即使我们没有次次都去干涉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犯人权现象，也并不表示我们对其他人的命运无动于衷，而是出于对自己有限影响力的客观认识。
4）价值观之外还有合法的利益
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赖于成功的外贸。如果我们只向完美无瑕的西式民主国家出口，这将导致无数劳动岗位的丢失。机械，汽车和配件供应或化工，所有这些成就德国富裕和增长的关键领域，均严重依赖中国市场，譬如每两辆大众汽车中就有一辆是销往中国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的人权信仰与生存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俄罗斯同样如此。
譬如，2019年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在西门子和可耐福集团负责人的主持下在索契与普京交流，并非如一些德国批评者指称的那样是“耻辱会谈”。双方商谈的更多是诸如急需能源和出口等符合双方利益的共同经济项目。即便“贸易促变”的希望经常落空，依然不能否认大型经济项目有利于彼此合作和相互依赖的事实。它们起到建立信任和促进稳定的作用。
西门子和可耐福集团负责人的主持下在索契与普京交流。来源：urdu point
5）人权政治始于本国
我们在向其他国家因人权施压之前，首先应该扫清欧洲门前的雪。譬如，匈牙利和波兰的现政府正越来越远离欧洲法制精神和条例。美国宪法之父们反对输出人权，认为美国更应作为一座“山上之城”（City upon the Hill）屹立在那儿，成为别人的某种楷模。少一些布道，更多通过榜样的言行来成为世人瞩目的人权灯塔。这才是维护和平之外另一个人权外交的基础。
关于作者：
普吕格教授1955年生于德国汉诺威，1973年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波恩大学攻读政治学、法律和国民经济专业，还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塞缪尔·亨廷顿。1982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标题是《介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美国人权政治》（Amerikanische Menschenrechtspolitik zwischen Idealismus und Realismus）
普吕格18岁加入基民盟，在党内基层和下萨克森党部均担任过要职。1990年至2006年任德国联邦议会议员，1999年至2005年任基民盟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2005年至2006年在第一届默克尔政府中任联邦国防部国务秘书（副部长），2006年至2011年任柏林市议会议员，并于2006年至2008年担任柏林基民盟（CDU）议会党团主席和反对党领袖。
2010年10月退出政坛，从事教学工作，目前任教于波恩大学。曾在伦敦国王学院执掌能源和资源安全学院。2009年以来是宾克曼普吕格国际企业咨询公司的合伙人。
此公开信2021年12月14日发表于德国保守政治文化杂志《Cice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