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人权政治贯穿了美国的外交。从伍德罗·威尔逊（“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约翰·肯尼迪（“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到人权号手吉米·卡特（“因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对自由在别处的命运无动于衷”），美国总统不断要求推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
民主输出的失败
然而，理想主义往往导致灾难。随着（1953）东柏林和（1956）匈牙利反共起义被镇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二战后的政治解放言论归于失败。在美国“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无数次播报的影响下，最起码当时匈牙利人是真的相信美国会来帮助他们的。越战，作为美国在全球为“自由世界”掀起的反共高潮，展示了理想主义方式最终会导致什么。1968年的美莱村大屠杀表明，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会以何种悲剧结果而告终。
40年之后，这一错误再次重演。美国智库（譬如卡内基、兰德公司等）和政客宣扬“大中东民主”（“Democracy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理念，以此来对可怕的“9.11”事件作出新保守主义式的反应。当时，我本人对此也很着迷。我至今还记得自己曾在2011年举办的一次哈佛会议上热烈欢迎“阿拉伯之春”的到来。
“阿拉伯之春”。来源：VOX
我认为，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有权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和集权体制之外走第三条路：自由民主。我至今都忘不了哈佛的卡尔·凯撒教授（Karl Kaiser）以及当时的德国社民党外交政治家卡斯腾·福克特（Karsten Voigt）对此表现出来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向传统和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地区输出民主会面临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