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刘明明，目前在一家跨国公司做高管，我已经70岁了。时代的流变和自我的选择让这70年时光虽不安稳，但却丰盈富足。
上山下乡、从商、自费出国留学、找工作，从一个翻译做到跨国公司亚洲区总裁，我从未放慢步伐。现在回头看，很多人说我的经历惊人，其实都是我一步一步，用脚丈量出来的长度和厚度。
1951年，我出生在北京，团中央机关大院里。父母都是团中央的青年干部，我母亲在《中国青年报》，我父亲在中央团校。我是我们家老大，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和一个比我小九岁的弟弟。
虽然父母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但生完我的时候两个人还年轻，工作又忙，管我比较少。他们把我放在机关大院的全托幼儿园里，只有周末才接我回家。有的时候抽不出空来，还让别的孩子家长顺带把我接回去。
上世纪50年代，周末父亲从幼儿园把我接回家，在机关大院的后花园给我拍的。
我从小就个子高，也算比较淘气的，净跟着男孩子们一块儿，爬上爬下，带头在机关大院的果树园子里爬树、偷摘扁桃。
我爸最开始在团校做哲学教研室主任，后来当副校长，年终总有大家给他提意见的环节，提给他的19条意见里，有17条都跟我有关，全是我淘气的事儿，带着大院里的孩子到处闯祸。我爸听到后，一回来，我就挨顿揍。
家里三个孩子，我爸最喜欢我，对我也最严厉。幼儿园的老师也跟我爸反馈说，你这女儿，挺标新立异的，意思是鬼点子多。
上世纪50年代，周末父亲把我从幼儿园接回来，在大院里抱着我拍的合照。
女孩子们都爱打扮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稍微知道点时，就拿着铅笔画眉毛，也是挺难看的。小学到初中，女孩都穿裙子。我从来不穿裙子，穿个短裤背心，一到夏天放暑假，就去院子里的游泳池游泳。一个夏天下来，同学们一见我，都说，刘明明怎么是黑的？只有露出个牙是白的。
我不是乖乖女，性格活泼好动。有时候母亲带着我上街，有人看到我说，你这女儿怎么不送去学学跳舞，个子高，腿又长。我父母肯定是不愿意的。小学五年级，部队的舞蹈学校上我们学校来挑人，让学生们在操场上做操，看看哪个学生体形合适，结果把我挑上了。全校被选中的就我和另一个男孩，一男一女。
第一轮考试我通过了，回家后父母就知道了，那个时代对文艺的看法和现在不一样，总觉得女孩子专门学唱歌跳舞不正经，不同意我去。后来第二轮考试，我是自己偷偷去的。
我就是这么个特点，没什么顾虑，只要你叫我，我就敢去做。还有就是叛逆，就像考舞蹈学校，也不是说我对舞蹈多么热爱，只不过是觉得好奇，况且家长不让去，我非要去试一试，越不让做的事，越想去做做看，也没什么害怕和担心的。
本来挑选的是民族舞的考生，考官说我的腿偏长，让我试试芭蕾，我从小就没学过这些一板一眼的，像个野孩子似的，哪里会芭蕾，硬着头皮走了两步，没考上。虽然没考上芭蕾组，舞蹈学校还是派人上我们家去了，说我岁数小，还能培养，又看看我父母的身材胖瘦做参考，就这样，我们家还是坚决不同意。
1965年刚上初中时，我和妹妹的合照（左边是我，右边是我妹妹）。
搞文体活动我擅长，跳高、跳远、打篮球、乒乓球、参加体操队，哪样都还行，但学习很一般。上小学、初中时，家里妹妹当上中队长，弟弟当大队长，唯独我，什么“长”都不是，最后老师推荐我当小队长，为什么？因为发现我擅长体育，是个“孩子头”，男孩女孩都愿意跟我玩。
1966年，我刚上初二，十年动荡期就开始了。我报名去内蒙插队，那一年我16岁。走之前，我去看了我爸一趟，他当时在北京郊区的农场里干活，我跟他说，我要上内蒙了，他眼圈就红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爸哭，这是第一次。他只说了一句话：去那儿一定要小心点。等分开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实在是憋不住了，坐在路旁的农田里，嚎啕大哭一顿。
到了内蒙，我们九个女生在一个集体户里，绝大部分是高干子弟，一个女生去了就开始哭，看她一哭，剩下的全哭了，唯独我没有。我到了农村，觉得一切都新鲜，让我干活就下地干活，做什么我都适应得挺快。
1972年，在突泉县工作组时的合影（第一排右二是我）。
我身体壮实，地里的活，不仅学得快还干得好，有时候男劳力不够了，也把我叫去。有一次干完活洗手，我一撸袖子，妇女队长看到了说，你胳膊这么细啊？那你怎么会这么能干？我说，我会使巧劲。
后来当地人都发现我还挺灵的，当地农民也比较喜欢我。大家晚上回去后在屋里聊聊天，我就跑去关系好的农民家里，看她踩缝纫机，我也跟着学。学会了缝纫机，我就会自己剪裁了，这就学会了做衣服。
干活我都拿一等工分，在集体户里属我工分最高，后来被选为妇女队长。骑马、赶车我也都会。到了18岁，就从一群知青里选中了我入党。
插队的第三年，我去公社开会时，坐在河边看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