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后，我被选拔到县里工作，没过多久又被推荐上学。当时还没恢复高考，都是推荐优秀的工农兵学员去念书。我22岁，被推荐到长春念中专，在长春电力学校学电器仪表，是个偏工科的专业。
在电校时，我认识了我先生。我们是同学，他也是北京人。我们北京的几个同学常聚餐，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就熟悉了。
他是北京四合院里长大的孩子。我生长在机关大院，对四合院生活有特别强烈的好奇心。我们经常聊小时候的生活，他还带我上他们家去，一看四合院里的大爷们光着膀子，我都傻了，从没见过，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追求我，我就自然而然跟他在一起了。
我在长春电校读书时，放暑假和先生去湖边玩，他给我拍的照片。
1975年中专毕业，我被分配到吉林前郭县的一个电厂仪表车间，工作了两年还被提拔成为车间副主任。两年后，我的父亲也平反了，就把我从东北调回北京，安排到了农业部党校下属的一个电影制片厂。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先生参加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家里不同意我和他搞对象，结果他发奋考到北京工业学院，就在我工作的电影制片厂对面。我爸一看，这小子有种，也就不反对我俩谈恋爱了。
我在电影制片厂干了三年。说句实话，我在那儿表现得不太好。我在行政部门，实际上没多少工作，外加结婚了后，又怀孕生孩子，被卷进了家庭琐事中。而且那时候大家都讲朴素，我爱自己做时髦的衣服，在穿着打扮上也就显得格格不入。要是为人低调点也好，但我偏偏不是这么个性格，不太符合当时机关里的氛围。
1981年，生了我女儿之后，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
我不想以后一直做行政，想做点专业的东西。单位有公费学习的机会，我在计算机软件学校上了两年大专。学完后没过多久，我就从单位里“逃”出来，自己一个人跑海淀区电子一条街去了。
我去应聘销售经理。面试时一问到年龄，我说我35岁了，人家说，我们要年轻的，不要你这个岁数的。我立马给人家摆出来我的条件和优势。在这里，要面对的都是成熟的客人，我在城市待过、在农村待过，也在工厂工作过......经历丰富，各样的人我都了解，也能接待，这些就是我的底气。
没想到，领导正好路过，听到我这么说，他立马拍板，让我留下，负责做销售和客户关系。这家公司是四通，在那条街上也是大公司。只是业务比较单一，没干多久我就跳槽到这条街上另一家公司，虽然规模小，但让我负责更多事务，后来还让我做了办公室主任，进货和客户安排都要参与，更能锻炼能力。
在那条街上，我挺出名的。当时还年轻，又高又瘦，又爱时髦。有时候骑车在大街上，有的人看到我穿得好看，就骑着车追着我问：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啊？当时哪里买得到啊，是我把进口旧地毯拆了，用筷子和毛线，三股拧成一股，织出来的大棒针。
刚生完女儿，我穿着自己织的花针毛衣推着她在外面散步。
在电子一条街干了两年多，遇到一个出国念书的机会，我和先生都很想去。但当时留学需要自费，家里的钱只够一个人出国。我弟弟已经去德国留学两年了，我跟我先生说：你也得去。
我先生在北京工业学院读完本科后，又念了研究生，毕业工作一年后还想继续读书，我很支持他。年轻时我读过马克思相关的书，把他的夫人燕妮视作榜样，所以在我的观念里，先生做什么，我就要扶持他。
德国学校不收学费，费用只有书本费，还有在国外吃穿用度、租房子等生活费。我们俩的工资，加上父母的补贴，又找亲戚借了些钱，前后凑了人民币3000块，大概500马克，给先生带着出国了。送走了我先生，我一个人在国内赚钱、带孩子、还债。
一年后，我弟弟回国了，告诉我说，我先生在德国有情况了。我一听，一下就傻了，特别受打击，在家消沉了三个月。冷静下来，才意识到我们俩在生活上虽然是伙伴，但本质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我不能依赖他，他变好了我不跟着变好，在精神上就跟不上他的步伐。
想通了之后，我立马决定，我也要出国长见识。1989年底，我38岁，在月薪普遍几十块的年代，底薪和销售提成加在一起，我一个月能拿到上千块，我把这些钱都换成美金，报了德语班，学了两个月德语，飞去了德国。
我先生当时在德国帮教授做课题和项目，在留学生里收入算高的。他跟我说，你不用出去打工，待在家里就行。我没为之前的事跟他吵，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一定要注册念书。念书的同时，我开始在德国打工。我先生提醒我说，这地方是德国，中国人要想生存可不那么容易，尤其我还是女性，快40岁了，这个岁数更加难找到工作。我什么都不听，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做。
1990年，我和先生在德国卡塞尔市街头的合影。
我不把精力花在没用的事情上，只学有用的东西。德国大学里有些课，我觉得没有实用性，就不学了，一个星期拿出两天来，出去打工。一方面是为了挣点生活费，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学语言，去接触当地人，了解德国社会。酒店、餐厅、计算机公司......这些地方我都干过。
德国酒店的房间分不同层次，我能接触不同的人；后来在艺术展览会打工，做艺术品的维护和讲解，接待各国前来旅游的人，法国人、奥地利人......为了能跟游客更好交流，我还学了英语。这个过程也是我接触不同文化和社会不同层面的过程，积攒了不少社会经验。
我是个穷学生，还是中国人，算是德国社会的“底层人”，出去打工经常受歧视。在酒店打扫卫生，领班总把最脏、最累的活派给我干。而且我德语水平不好，洗碗机也不会用，一起打工的人都瞧不起我，比较受欺负。
1991年我父母来德国看我和先生，我穿着自己做的米色风衣，和德国一对医生夫妇走在街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为了学好语言，我还没事就上商店去。在买东西的过程中，店员看到我，觉得我想买，就会跟我解释，颜色、尺寸，这些用词在这个过程中就熟悉了。去的次数多了，老不买也不合适，最后我就买一双拖鞋，价格最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