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德国对华外交口径的变化有内因外因在起作用，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以下三个事实：
1）中国的高速发展被垄断世界若干世纪的西方视为“前所未有的挑战”，被认为是对其引领和垄断世界的地位的“最严峻威胁”。在这个视角之下，西方的整体对华处境是一致的，共同面对也是某种趋势。换而言之，中国的强大必然会引发西方集团的“抱团”态势。
2）西方集团领袖美国不断恶化对华关系，并在明中暗里对盟友施加压力，使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方面与美国相通的欧盟诸国很难长期完全“特立独行”或永远“不站队”。
3）德国绿党始终未摆脱“意识形态主导政治理念和执政行为”的做法，自民党也一直坚持“自由、民主、法制”的政治传统。这两个政党在野时都与中国有过程度不同的“过节”，而如今在“交通灯”政府中的地位又举足轻重。
在德国政府中，涉及对华关系最多的主要是外交部、经济部、司法部、环保部、经济合作部和总理府。从目前的三党分工看，前四个部已落在绿党和自民党手中，局面对中国似乎相当不利。
但外交不仅是外交部长的职能范围，更是总理的要务之一。有鉴于此，德国未来四年的对华政策更多是“对抗”还是“务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民党籍总理肖尔茨的立场和态度。
从其个性和政治立场来看，肖尔茨具有北德人典型的“冷静和务实”特性，他关注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现实利益；在社民党中，他属于“中偏右”，因而在党魁竞争中败给了党内左翼势力。
按理说，眼下社民党内左翼得势，但由于肖尔茨在大选中为本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逆袭”胜利，给党内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带来了“政治饭碗”，因此，他在党内的威望暂时还难以被撼动。
作为总理，肖尔茨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德国的整体利益。那么，德国的利益是否能离开中国的市场和发展，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德国未来四年的对华关系中虽然会多出不少“杂音”和“摩擦”，但大盘估计应该不会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