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突然沦为名副其实的疫情“重灾区”。
而此时，偏偏又逢新政府尚未产生，留守政府虽然还在作为，但毕竟“授权”有限。默克尔本人不断呼吁和发出警告，接种人数虽然开始明显增多，但似乎为时已晚。
在这种情况下，红绿黄三党利用在议会中的多数，促使通过《感染保护法》的修正案，以应对当下前所未有的疫情。这些措施（包括在总理府建立“常设危机处理小组”、“跨学科专家理事会”等）是否凑效，目前还是个问号。
在新的病毒变种已在德国登陆的情况下，新政府是否能控制住第四波疫情，最终将成为证明其执政力的一块“试金石”。
2）未来外交政策基于“价值”还是“利益”？
今年大选竞选中，“外交话题”如同“新冠话题”一样，在公开讨论中几乎无人问津，基本只体现在各党的竞选纲领中。
绿党一再主张未来的德国外交要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之上”（wertebasierende Außenpolitik）；自民党的外交政策也偏重强调“自由、法治、人权”等因素；社民党的相关陈述难免也带有某些左翼意识形态色彩。
因此，观察人士早有预测，未来德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将有别于默克尔的“以利益为基础”和“妥协处理冲突”的“务实外交”。
根据三党《联合执政协议》中关于外交部分的表述，加上绿党贝尔波克将出任联邦外交部长这一事实，德国外交将向“价值观”转变似乎已呈不可逆转之势，而且必将体现在新政府的对华外交上。
在《联合执政协议》的涉华部分中，三党首先明确了德中关系的“三重”实质：合作、竞争和对手；其次强调以“人权”和“现行国际法”为双边合作之基础、以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为竞争之条件；最后，为确保德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三党力求在体制对抗中将德国的中国战略与欧盟的对华政策相结合，中德“政府磋商”机制也将被更多置于“欧洲”框架之内（stärker europäisch ausgestalten）来进行。《协议》还特别强调，为了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新政府将强化与北大西洋盟友及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协调。
以上是德国未来对华政策的自我定向。除此之外，《协议》还提出了新政府对中方外交的“要求”或“期待”（Erwartung）：a）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应对“和平与稳定”承担“负责任的角色”（eine verantwortungsvolle Rolle）；b）在解决南海及东海领土纠纷中，应以国际海洋法为准绳；c）改变台海现状必须以“和平手段”和在“海峡两岸均同意”的前提下完成。
最后，在涉及中国内政的这部分中，《协议》还强调以下三点：德方在欧盟的“一个中国”原则下支持“民主台湾”在具体事务中参与国际组织；将明确提出中国“违反人权”（特别在新疆）等问题；中国必须恢复在香港的“一国两制”状态。
的确，德国政府的外交还从未如此明确和“越界”涉及中国内政。对此，相关方应如何看待和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