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遭遇最难缠的对手。
反对农改法的抗议群体主体是旁遮普、哈里亚纳等邦的锡克教徒农民，其中又以组织严密的贾特人最为突出。莫迪此前改革触及的群体往往组织松散而被各个击破，但此次农民抗议却显示出组织严密、保障有力、策略灵活等特点，这使严寒酷暑、疫情爆发、空气污染、农忙时节都无法动摇他们。
二是经历最严峻的外部形势。
早在2019年底受疫情冲击之前，印度经济就已步入4%低速区间，后来疫情叠加仓促出台的“封国令”，印度沦为全球经济缩水最严重的大型经济体，而2021年初以来第二波疫情更严重扰乱印度经济运行。这一态势持续消耗莫迪的政治资本和执政威信，使他难以从农改法中“胜利转进”。
三是面对不确定性极高的邦选前景。
2022年，北方邦、旁遮普邦、北阿坎德邦、喜马偕尔邦、果阿邦都拟举行邦选，而印人党近期在旁邦民意调查和哈邦补选中均表现不佳，而北方邦也出现反对印人党的不妙势头。考虑到北方邦、旁遮普邦为代表的“谷物地带（Grain Belt）”在印度内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2022年邦选对2024年大选的风向标意义，这种不确定性诱发的“选举恐慌”就成为促使莫迪政府在农业改革问题上骤然转向的直接导火索。
莫迪在改革议程上的溃退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印这样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来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印度农业却长期陷于“投资不足-设施缺乏-技术落后-生产力低-财政补贴高-主体风险抗性低-积累低下-投资不足”的恶性循环之中，并成为制约印度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瓶颈。尽管印度农业、农村、农民虹吸大量财政资源，却无法通过提高自身生产力打破恶性循环，因此成为历届印度政府都头疼不堪的沉重负担。
面对积弊，莫迪政府希望以革命性的手段打破恶性循环。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市场化刺激吸引私人投资，以此促进技术进步，由此彻底盘活农业部门，为下一步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创造有利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1991年拉奥政府的改革撬动印度经济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那2020年莫迪农业改革的历史地位理应不在1991年改革之下。
然而，在莫迪政府在农业改革问题上的退让，势必在多个领域引发极其深远后果。
资料图：印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