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首都建于何处，对于国家的安危，百姓苦乐、民族盛衰，发展前途，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都城建于何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和历史决策。
在《建都》篇中，黄宗羲认为明王朝的顷刻覆灭就在于都城的地理位置失利。黄宗羲将唐朝与明朝建都之所加以对比。他例举了唐代史事来印证：建都之所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如，"大国祚中急何代无之？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藩之难，代宗幸映；朱池之乱，徳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唐朝都城地势平坦通达，交通便利。在面临国运大乱时，唐代王公贵族和都城百姓从容避难，而后返国都，复兴王朝；在太平盛世，这都应归功于其都城地理位置绝佳，从而使三位皇帝得以成业，黄宗羲借此说明唐朝建都选址之正确。
明代毅宗皇帝却因都城在北京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不仅如此，明代因建都之弊导致"上下精神散于寇至"，无心"治天下"。两相对比，优劣自明。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陈述一个国家建都选址的要点，经过对多个历史古都的对比，他点明：有王者起，当建都在南京。长安是中国历史上作为国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但黄宗羲认为长安不再适合做帝王之都，原因是时代。在秦汉时期，关中地区风气汇聚、周边的农业非常发达而且人口众多。在地形上来说长安也是易守难攻，作为都城足以睥睨东方。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南方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与发展终于摆脱了"蛮夷之地"的称号，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像南方偏移，尤其在南宋之后的南方更是在经济上突飞猛进，而北方则始终战乱不断，经济衰弱，民不聊生，已不适合当做国都。所以在明朝末年来说，当时的吴越之地就是国家的金库，此为建都最适合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