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在招抚蒙古降人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辽东经略袁应泰主张招抚蒙古降人，认为蒙古人善于骑射，可收用为骑兵，增加明军的战斗力，所以命令贺世贤、尤世功、李秉诚、侯世禄、朱万良、姜弼等辽东将领"各收壮夷丁一千名分配各队，是每汉丁五十人，夷丁五六人也"，即将蒙古降人中强壮者分散安置于明军中。并对其中形迹可疑者，委任总兵麻承恩、游击王世忠、备御朱梅等加以审核，"查其无它，可用以战，方始发各营。"但随着招抚蒙古降人日益增多，发生了蒙古降人强入民居，抢夺粮食的行为。为此，袁应泰下令辽东各地给蒙古降人发放月饷，规定"壮者人二两，老弱妻子人五钱"。然而以督饷辽东的户部郎中傅国为代表，反对对蒙古降人安置，拒不给饷，其理由是：
今之投降西夷也，即非东夷与我敌者，西夷又以逃荒故，皆奄奄欲死之众，非实控弦能作难者，即收之，不过如秦救晋饥耳。彼非投降，我非收降，本与东局风马牛不相及也。即来者果是东夷，心亦不可知己，不可概不察所来，漫漫收之，开门揖盗，况为西夷之逃荒明明者?我自奉命剿东夷，而何以收西夷之逃者为收降也……今民力已竭于加派，内币亦匮于频发，天下方瓶罍交罄，肌骨层剥，是何等时，而以养兵不足养夷，是割我民之臂以喂鹰也。
归纳起来，傅国反对的理由有三：一是明廷颁布的招降之檄是指后金非指蒙古，且来降蒙古人皆"奄奄欲死之众"，招抚他们非但不能增加明军战力，反而徒费朝廷大量粮草。二是蒙古降人不可信任，大规模招抚，无异于开门揖盗。三是如今"民力已竭于加派"，明廷已无财力安置众多的蒙古降人。为了达到给蒙古降人发饷的目的，袁应泰进一步向傅国解释道：
知否西夷之逃荒者乌虑千百万，如流之东不可御，走我，我不收，即走奴矣。是一旦而益千百万精兵也，势益强矣。只今奴众未满万人也，我已弗能当若此，若更益千百万精兵，其为我难可言哉!向所以亟竭力收之，一段苦心，不欲更借寇兵益强彼而弱我也。
可见，袁应泰鉴于明军在辽东战场节节败退的窘境，为了扩大兵源，并防止蒙古降人流入后金，才主张收纳蒙古降人。二人分歧导致了明廷官员、将领在处置降人的态度迥异，明总兵贺世贤积极招抚蒙古降人多达上千人，而总兵李光荣则明确拒绝收纳。兵科给事中萧基上疏言："降夷有可疑者三，有可虑者四"。兵部尚书崔景荣也认为，"为今之计，惟将已收者分散安插，将来者拒绝勿收耳!"由此可见，廷臣中认为蒙古降人不可信的人很多。为此，明熹宗下令各部廷议时要倍加慎重，勿"竟以轻信取败云"。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奴酋谋犯沈阳，按臣张铣先下令迁降夷于城外，贺世贤不从。将士凭壕而守，降夷内应，开门入城，尤世功没于乱军，贺世贤率其属西奔"，沈阳失陷。明廷上下受到巨大震撼，正如明兵科都给事中蔡思充言："辽东受降之祸，目击心伤，岂容再误。"从此，明廷对蒙古降人的安置更是慎之又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