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特意强调"内阁儒臣"与外朝行政官员的职权界限，认为阁臣不可过多参与外朝事务，如果说明宪宗朱见深的"内阁非相论"仅强调内阁无行政执行权，表达尚显含蓄，那么这一言论大规模出现的直接契机，是明朝中后期严嵩、张居正等"权相"的出现。
"内阁非相论"划定了内阁制与丞相制的界限，而对当下阁臣形成约束与警示：内阁原本不是"相"，更不可变为"相";如若以阁臣之名，行丞相之实，便为僭越。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疏劾著名首辅严嵩："凡是府一级或部一级的政策，必定要先禀奏皇上然后再在内阁起稿，这是祖宗之成法，但是严嵩未禀奏皇上而擅自起稿，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丞相之实"。
巡按云贵御史赵锦随后上疏与杨继盛相呼应，并具体指出了严嵩如何僭越内阁首辅本身职权而成就自己丞相滔天的权势："天下之事比如铨司之点陟，本兵之用舍，尚书必须先给严嵩看，经过他的许可，而后才能具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