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为了更好的了解各地的情况，康熙帝赋予某些地方官特权，可以秘密上奏，内容包括军政、民政、文化等方方面面。雍正即位后，将奏折制度进一步扩大，凡地方大员基本都有密奏权，甚至连雍正帝十分信任的中下级官员有时也有这样的权力。
奏折制度为皇帝编织了一道道严密的监视网，地方督抚不敢造次，别说是起兵造反，就是普通的事件也不敢对朝廷隐瞒，生怕有人提前告状，耽误了自己前程。
可以想象，在军权、财权严重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外加层层的监督，地方督抚根本没有对抗朝廷的实力。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督抚手握实权，但反叛朝廷胜算依然很小，即便是像曾国藩那样的实权派大佬，也不能保证有必胜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