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北方联盟领导人Matteo Salvini（左）与五星运动领导人Luigi di Maio，图片来源：wiki
还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就是黄马甲民粹主义运动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反抗，其中马琳·勒庞的追随者同让·吕克梅朗雄的追随者一道，与位于中间的自由主义作斗争。
因此，在单极世界秩序中，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广义上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并正视它的严重性。因此，为了阻止他们的联合，自由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
但是，为了维护全球自由主义自身的支配地位，使其不被更有效的替代方案所取代，全球精英们表面上贬低这一现象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他们一直在不择手段地打压。如果俄罗斯领导人，以及欧洲民粹派、伊斯兰反西方运动（意识形态上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反资本主义思潮能意识到，他们是从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来反对自由主义的，把左/右的或整合的民粹主义作为自己的明确立场，将会大大加强他们的力量，使其潜力倍增。
因此，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自由派动用了一切手段，尤其是第五和第六纵队（在政府结构中根深蒂固、在形式上忠于各国主权领导人的自由派），他们试图压制任何朝这一方向发展的意识形态运动。
内部的敌人
但恰恰是他们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当作正式的敌人，成功地遏制了可能出现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得自由派越来越孤独。他们不敢让敌人正式登场，但代价是孕育出了内部的敌人。这就是自由主义2.0诞生的关键点。
当其敌人/朋友被抹去时，政治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存在。它失去了它的特性，失去了应有的效力。没有敌人就意味着思想上的自杀。所以，一个模糊而不明确的外部敌人不足以证明自由主义是正当的。在中俄都被妖魔化的情况下，自由派无法完全让人信服。
更重要的是：在单极时刻开始后，如果承认在自由主义影响区（民主、市场经济、人权、通用技术、全面网络等）之外还存在一个正式的、有组织的、而且还是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敌人，就相当于承认了某种程度上的严重的失败。因此，从逻辑上讲，敌人必须出现在内部。这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内部的敌人来得正是时候。它的名字就叫做：唐纳德·特朗普。
从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唐纳德·特朗普就被贴上了标签，他开始扮演极其重要的敌人的角色。他将自由主义1.0和自由主义2.0的界限合并了起来。他成为了自由主义2.0的助产士，完成了其最终的诞生。
起初，有少部分观点认为特朗普和“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普京有关系。这确实对特朗普的总统任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从意识形态上来看，两者之间并不一致。不仅因为特朗普和普京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联系，而且特朗普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机会主义，还因为普京本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有意识地反对全球自由主义，但实际上更像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和特朗普一样，他重视支持度，同时也对意识形态没多少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