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金 译/ 刘思雨、常宜】
自由主义的新变化
在目前的历史势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变化。同任何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一样，自由主义也在不断变化，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典型的变化：比如一些事物的终结和另一些事物的开始。这代表着下一个势头的出现。它往往出现在某一政治制度的垮台或类似世界大战带来的权力制衡之后。
但有时候它的产生是悄无声息、不知不觉的。当然，我们总是能够区分变化产生的一些征兆，但其深度和是否已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仍有待讨论。
我认为，现在我们正见证着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内发生的剧变。可以把它称作从自由主义1.0过渡到了自由主义2.0。严格来说，这种变化的完成需要某种“仪式”。我认为这种仪式就表现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被乔·拜登为首的全球主义精英推翻后建立的新保守主义政府。
但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的“仪式”而已——像同性恋游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抗、性少数群体的“攻城略地”、极端女权主义的全球暴动，以及后人文主义和极端技术官僚的涌现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纯粹智力、哲学的——过程，我想对此进行研究。
自由主义的孤独
事先声明，我将通过以第四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结构方法来进行这一研究。这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第一政治理论）是最能体现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因为在20世纪，自由主义打赢了与其主要对手的历史性战斗——共产主义者（第二政治理论）和法西斯主义者（第三政治理论），两者都曾动摇了自由主义者自称为最现代理论的地位，宣称自己比自由派更现代。
因此，根据这一理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不仅在战术上，而且在战略上获得了20世纪的胜利，并且某种程度上不可逆转地成为20世纪 90年代以后独特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般被叫作“单极时刻”（Charles Krauthammer），弗朗西斯·福山过早地称其为“历史的终结”。不考虑具体的时机等细节问题，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在那个时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中国并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替代品，因为自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国已部分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试图利用这种优势来增强国家实力，同时也接受了主要的自由规则和自由市场原则。
这就是从旧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自由主义1.0到自由主义2.0的象征性转折点。然后，到了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政治理论在语义上酝酿着突变。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历史性胜利创造了两个重要的意识形态转变：
·“红棕色”，也叫作“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联盟的出现。这基于对自由主义胜利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感到痛惜，以及想建立一个共同的反自由主义的右翼和左翼阵线的愿望（但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仍然比较边缘化，同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险的严重性相比，它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