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自由主义最终“战胜”了共产主义。之后在政治哲学上，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反思，如果我们可以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作反思的第一阶段，那么第四政治理论显然是同一方向上的第二阶段。
主要的区别在于第四政治理论拒绝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民族主义，或两者的混合物来取代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的自由主义。这是第四政治理论的极端反现代主义立场的结果，它在制定其基本原则时十分明确，尤其是不与现有政治结构——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进行不同的妥协。
如今，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反自由民粹主义，都无法真正战胜自由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原本需要整合非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但执政的自由主义者对此非常警惕，他们总是试图预先阻止任何此类行动。极左和极右政治家与团体的短视导致其只会帮了自由主义者的忙。
因此，经过30年的意识形态斗争，我建议放弃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阶段，直接转向第四政治理论本身，接受一个明显反现代的政治组织愿景。团结软弱腐朽的左、右两派是如此之难，不如从头做起，把第四政治理论建设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公开的反现代意识形态，反而容易。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自由主义1.0和自由主义2.0之间明显的、不断扩大的鸿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内部清洗，似乎正在残酷地惩罚与放逐一种新的政治生物，这一次的受害者将是自由主义者自己，包括那些在拜登—索罗斯大重置战略中认不清自己的人，包括那些当好的旧式人性、好的旧式个人、好的旧式自由与市场经济最终消失时，拒绝享受那一刻的人。
在自由主义2.0中，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它正在走向后人类时代，任何对此提出质疑的人都将被欢迎加入开放社会的敌人俱乐部。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在这里我们多多少少适应了这种环境。欢迎来到地狱，新人们。现在，任何特朗普的支持者或普通共和党人都同我们长期以来认为的一样，被当作潜在的危险人物。
关键在于，当我们坚持要克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时，并不意味着我们能更容易被自由主义者所接受。不，我们只是澄清我们的立场，以使它更符合深刻的反现代原则。然而，在目前从自由主义1.0到自由主义2.0的过渡中，这可能偶然地带有一些实际内涵。
自由派1.0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第四政治理论将现实确定为其主要意识形态敌人，而现实正是他们憎恨和苦难的表现。特朗普主义和普通人的个人自由主义现在正受到攻击。在索罗斯派和拜登派眼中，他们几乎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等同。他们没有区别。他们就是开放社会的敌人，这是最后的判决。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现在是时候注意到自由派不再是当下资本主义的可敬公民了。
对我们来说，自由主义者1.0现在正被驱逐到政治贫民区。由于第四政治理论要求全部改写政治的现代性过程，因此没有必要在这个贫民区对民族主义等友好。这不是针对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第四政治理论是为了人类而反对自由主义2.0的最后一战——正是我们现在所想的。
从一开始，将“国家主义”纳入反对现代世界的起义中就是一种妥协。埃波拉很好地解释了其原因和局限性。把反自由主义左派，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如果他们真诚地以反霸权为导向——纳入进来，就是个不小的甚至巨大的妥协。我们现在可以再往前走一步：让自由派1.0加入队伍。
要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非要成为非自由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者或激进的国家主义者。没有那回事。只要他们愿意，每个人都可以保持他们好的、旧式的偏见。第四政治理论是欢迎真正自由的一种独特立场，包括争取社会正义的自由，成为爱国者的自由，保卫国家、教会、人民、家庭的自由，以及保持为人或不保持的自由。
自由不再站在他们一边了。自由主义2.0是任何自由的敌人。所以，让我们不要失去自由这个价值观。它是一种最大的价值，因为它是人类灵魂和内心的精髓。自由为我们开辟了通往上帝、通往神圣和通往爱的道路。
如果自由必须成为政治，那就让它成为我们的主要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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