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后中国知识分子此种思想态度的变化，不仅在湖南一省。百日新政有筹办京师大学堂和各省开办中、小学堂二端，政变后虽然清廷也下达了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的命令，但新式学堂却得以广泛建立起来。
光绪28年12月10日（1903年1月8日）的苏报《论说》一文便指出这一事实：中国维新以来，京师至各行省，皆设学堂，所以养人才，公学问，开风气，致富强，其有利于国家，夫固尽人而知之也。
不仅如此，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远涉重洋，到海外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1899年，梁启超带着他那帮时务学堂的学生来到日本学习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不过70来人。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约600人，这一年10月2日的上海苏报有《东京留学生答振贝子词》一文，其中说道：我国甲午以还，渐知锁国主义不可行，于是东渡留学者陆续而来。
庚子以来，国家有奖励留学生之上谕，于是来者日众，北起奉、直、南至黔、蜀、三江、两粤、闽、浙、齐、楚之间，来学者已有600人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