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冯卓怀的禀文上，他也这样批示：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
在选任州县官时，延续选拔湘军标准，凡是官气重，说套话、空话的一概不用。"有操守，没官气，多条理，少大言。"
曾国藩总结人才时总结提出："大抵人才约又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
总而言之，他要求州县官员自己应该"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曾国藩由于为政极其廉洁，所以对提拔任用的官员要求也极高，但是晚清官场风气未开，整体素质日益沉沦，局部上的改变还是差强人意。同治元年，他在给安徽巡抚李续宜的信中说：他选用的州县官员，皆不惬物望，而李巡抚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称意之选，可以说，大清州县官员已经到了无人可选地步，整个选拔人才通道已经全部锁死。
对此现象，曾国藩决定痛加整顿，"大加参劾"，" 严立法禁，违者重惩"。他对人说，自己"素非苛刻者流"，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非刚猛不能除此官邪"。
把州县官吏汰换之后，他就开始清理积压案件，当时直隶官场的最大弊病就是不作为。曾国藩发现，从同治八年三月底，直隶积压的同治七年以前的案件竟达一万二千余件。仅保定府 衙门中由朝廷交办下来处理的重大上访案件就达一百三十余件。这些案件有的搁置二三年，有的一拖就是八九年。曾国藩不得不感叹："吏治之弊，民生之困，端由于此"。遗憾的是，在短暂的直隶总督生涯后，便发生了天津教案，成了压倒他最后的一根稻草，不久黯然回任两江总督。虽然在其晚年多病的情况下，依旧惦记选用擅长洋务人才，大力发展造船等实业，真正的一直在改造大清的"乏才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