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固仁
道光三十年（1850年），刚刚即位的二十岁的咸丰皇帝下发了一道颇为重要的谕旨，首先提出对用人标准的重新界定，也因此迅速罢免了三朝老臣穆彰阿，并且永不叙永。在谕旨中首次提出"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
因此他希望"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
正是在这一道谕旨的启发激励下，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接过话题，给年轻皇帝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的奏折，首次对大清人才问题进行阐述。认为几十年来，由于老皇帝秉持"镇静"原则，凡事力求四平八稳，因此整个官僚系统已经呈现呆滞状态，正是在"守成"的定调下，各地官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 "因此这些人在官场上已经形成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日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行，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