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同书卷一二）。
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同书卷一四八）。
至于军费开支的地域分配，则约如下述：
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朔方河西各八十万，陇右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及群牧使各四十万）；给衣则五百三十万（朔方百二十万，陇右百五十万，河西百万，伊西北庭四十万，安西三十万，河东节度四十万，群牧五十万）；别支计则二百一十万（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八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七十万）。大凡一千二百六（按应作九字）十万。而赐赉之费，此不与焉（同书卷六）。
由此可知，当日政府因为要在西北作积极的拓展，和防御外患的威胁，故支出的军费以用在西北者为多。在这些地方因和籴军粮，发给军衣及其他军事用途而支付的将近一千万匹段的布帛，就地理上说，大多数都要经过关中才能运往。当日关中所以有这许多布帛的蓄积，固然由于全国各地因庸调等赋税而征收的布帛之输送，但江淮布帛之大量北运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由江淮北运的布帛中，除来自庸调者外，还包括因停运租米而改纳的租布，和韦坚以义仓粟转市后令富户负责运送的轻货。［注一二］而且我们又可以实物为证。斯坦因发掘新疆吐鲁番哈喇和卓（Kara-Khōja）附近阿斯塔纳（Astana）的坟墓所得的出土物品中，有两端浙江婺州的税布，其年代略较开元为早。兹抄录其上所书文字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