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是以藩王的身份入继大统的,颇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这是令他感到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因此,为使自己继承的这个皇位能够"名正言顺",在执政初期,他就发动了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以"正名号"为主要内容的"大礼议"政治运动。运动的结果,则是不仅仅为他自己已经逝去的父母赢得了兴献帝、后的称号,更使自己真真正正地成为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九五至尊,在内心上真正得到了满足。但是若要因此就对其进行否定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执政初期,他还是做了许多积极的事情,特别是他在初期锐意求治、积极推行改革,努力收拾因为武宗的荒政而导致的一系列烂摊子。内容包括惩治武宗时期众多为虎作伥的宦官广开言路清理外戚等非法侵占的庄田积极贩灾、救荒等等。可以说,这些措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明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翁然称治"。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
世宗的改革之所以成果这么明显,其中不乏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还是因为他的藩王身份。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应该说他是一位在民间社会生活过的皇帝,与长期生活在幽深皇宫中的帝王相比,他更能明白民间的疾苦、即使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他也更能看清弊政所在。因此,也就比始终呆在深宫里的皇帝更懂得对症下药。贩灾、救荒等措施的实行,就不营为一个明证。其次,他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与原来朝中那些错综复杂、相互掣肘的人际关系没有丝毫的瓜葛,不仅如此,通过"大礼议"他将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势力几乎一网打尽,并且大力重用因拥护"大礼议"而迅速成长起来的新贵们如张穗、桂粤等等,大力推行改革。应该说,这就为原本一潭死水的朝廷注入了大量新鲜的血液,而这些人毫无疑问地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可以说,改革起来的阻力大大减小。
首先,最重要的而且受冲击最大的无疑是对他的心理产生的影响。如果说对太子之位毫无奢望,那应该是在嘉靖二十八年年之前的事,可在这之后,客观形势对他即位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恐怕时代都得要求他对太子之位应该奢望了。他也的确希望自己能成为储君,因为他是嘉靖皇帝所剩的儿子里面最年长的一个,他成为储君乃至当皇帝都是既符合常理又符合规矩的,然而,明世宗嘉靖皇帝无论是在立储问题上还是在对待他的态度上,都是一样地极度冷漠,不但外人感到他可有可无,连他自己也感觉到名不正、言不顺,仿佛得不到任何关爱的一个弃儿,有生父如同没有生父,"世宗于父子素薄,王岁时不得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