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职位较高的官员，如督抚布按，以及道府等职，因不直接经手钱粮，就用收取规礼银的办法以得好处。当时，凡参谒晋见，年节时序，生辰喜庆，题授保荐，升转去任等等，下属官员都得备礼进献。康熙时，据江宁织造曹寅的奏报，仅两淮盐课一项，每年就要孝敬"江苏督抚司道各衙门规礼共三万四干五百两有零"。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江西巡抚白潢胪列该衙门年收规礼银的名目和数额，计节礼银约50000两，征漕规礼银4000两，湖口、赣州二关规礼银2400两, 盐商规银10000两，银粮平头银8000两，合共74400两。
据雍正初黄炳奏报，山东巡抚衙门每年的陋规收入是"各属节寿礼银六万余两，丁地规礼银一万余两，司库羡余银三万余两，驿道粮道规礼各二千两，盐道暨盐商规礼各三千两，通计共银十 一万余两"。最惊人的是杨宗义当河南巡抚时"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
甚至连素称贫瘠的贵州省，每年巡抚衙门也可得 10000 两以 上的规礼银。以上都是各省督抚自行申报，有案可稽的数额,至于在此之外私相授受、隐瞒不报的,应不在少数。
滥征耗羡和无节制地收受规礼银（实际上也出自火耗），既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更无益于吏治。所以从雍正年间起，清朝政府在确定耗羡比例，推行耗羡归公的基础上，决定实行养廉银制度，"养廉者，君恩豢养以呵保其廉隅也"，也就是把耗羡银中的一部分，发给各级官员，以为养廉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