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西南的情况，也与西北类似。
汉朝中期，中原王朝曾经试图对西南用兵：“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但是，这种迁徙中原刑徒的做法只能在当地维系一种脆弱的生态平衡，即尽量减少西南地区对中原的袭扰。西汉尚且如此，偏安一隅的蜀国更是只能听之任之。
因此，在路况极为恶劣的西北和西南用兵，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而且还很难有所收益。与中原其他地区相比，攻略这些地区，同样需要大量的兵力支持。
但是，即使真正打败当地土著，蜀汉政权依旧没办法占领和统治这片区域，在耗费和收益不成比例的情况下，向西北或西南扩张，其实是一种低性价比的选择。
而和这种扩张方式相对应的，是继续“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北伐。在不少人眼中，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北伐举动，导致蜀汉政权势力逐渐走向衰落，但实际上这个锅，真不应该由诸葛亮背。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曾经清楚地提到，他为刘备的谋划是“跨有荆益”，并在“天下有变”之际从荆州、益州两路出兵，但却因为孙刘两家反目，蜀汉政权所占据的荆州被夺，《隆中对》中的一系列战略设想直接宣告瓦解。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刘备在夷陵的兵败，带来了一连串极为不利的连锁反应。且不提战败损失了多少兵马和将领，就连蜀汉政权内部也出现了动荡，原本益州本地的士族，就对外来的荆州集团凌驾于他们之上有所不满，此时更是有些蠢蠢欲动。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的北伐就带有了“稳定内部＋扩张国土”两步同时走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北伐曹魏可以继续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
另一方面，北伐也是蜀国在国力远不如人的前提下，唯一的翻盘希望，毕竟没有了荆州，仅依靠益州这一块土地，很难在体量上和魏国乃至吴国相媲美，在内部纷争持续不断的前提下，北伐就成为了蜀国唯一也是最佳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