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由于中情局拥有的资源少于美国军方，因此它经常冒险招募未经适当审查的外国线人，从而最终进行了非法或不道德的交易。美国国会和各个人权组织特别关注外国合作伙伴与中情局在人权问题上的不良合作记录。
第四，由于中情局官员的行动是保密的，国会几乎不会监督他们的活动，因此很难评估中情局是否提高了外国合作伙伴的能力。我们知道国防部在这一领域的所有失败案例，这是因为行政和立法监督机制众多且常常很有效。而中情局却不是这样。
尽管存在以上种种不足，但中情局有能力与外国线人建立重要关系，这种能力给美国带来了大量的好处。与五角大楼臃肿、过度官僚化、僵化死板的安全合作机制不同，中央情报局没有一成不变的行动模式。
自中情局前身战略情报局成立时起，中情局就搞清楚了进行秘密训练和支援任务的两大核心原则：政治是地方性的和人们为家庭、信仰以及生存而战。遥远的陌生人建立了政权，制定了新宪法，但士兵们无论是从私人感情上还是集体认同上都不忠于他，人民对自己社区（很多人是对宗教）的责任感胜过了他们对国旗或宪法誓言的忠诚。因此，执行训练和支援任务没有现成的方案，而是要因地制宜。
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华盛顿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中期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投资了数亿美元，并在9/11事件发生后花费数十亿美元帮助伊拉克和阿富汗建立正规军，美国认为某些势力是这些正规军的敌人，但却眼睁睁看着他们在面对所谓的敌人时土崩瓦解。当然，现实是这些国防军是由士兵组成的，这些士兵被命令去对抗敌对势力（某些敌对势力还和他们同属一个社区）或牺牲性命去打一场对自己、家庭或部族都没有意义的战斗。他们通常由军官领导，但除了拥有同一套军服，他们并不忠于这些军官，也没觉得跟他们有什么交情。
在政治、组织和后勤方面，美国的军事计划是想要建立一支多种族融合的军队，其战斗人员忠于中央政府和他们的上级军官，而不考虑上级属于哪个种族、宗教或部落。这些军队的战斗序列、战略战术要对标美军水平和规范，而不是要符合当地的文化、历史、地理、教育或地形现实。之后，华盛顿为这些部队配备了过于复杂和昂贵因而难以使用的武器，而且这些武器往往不适合当地地形或无法应对敌人的战术（例如，向黎巴嫩军队提供布拉德利战车，向阿富汗军队提供MD 530直升机）。此外，他们常无法评估作战效能或反腐。
2016年，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办公室监察长（SIGAR）向国会承认，在许多情况下，“美国援助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的资金被浪费了，这些资金要么是被无效地用于有价值活动，要么是浪费到了没有明显效益的活动上。”该监察长列举了美国在发展阿富汗国防和安全部队时面临的五大挑战，这些挑战从未被克服：1）有限的监督范围；2） 可疑的兵员数量；3） 不可靠的能力评估；4） 有限预算内援助能力；5）不稳定的长期可持续性。
中情局受其自身文化影响，一直把关注焦点放在人和人际关系方面。虽然美国国防机构拥有众多出类拔萃的行业专家，中央情报局还是指派人员参与了相关项目，这些人员将技术能力与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兴趣和深度探索相结合，他们采用的工作方法还得到了情报信息的支持。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找不到足够多能说阿拉伯语和其他外语的人员来扩展项目。尽管如此，中情局官员与外国同事的合作更紧密，并经常能够一直跟踪此类项目，跟着他们支援的单位一起反复轮换。中情局各小组通常能够更亲密无间地与他们的伙伴展开合作，而不是被孤零零地隔离到荒无人烟的堡垒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