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粟特等西域胡人在唐朝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西域胡人朝向东方求得发展，是那个时代一个颇为耀眼的行为。他们中不乏使节、学者、宗教信徒，更多的则是从事商贸的各类人等。像安菩这样的粟特人首领及其属部，有可能随着东突厥的被征服从草原而南下。他作为首领，获得了朝廷的封赐，除安宅于长安城之外，他还兼有北部羁縻府州之属的六胡州大首领一职。这个"大首领"，多指那些向东方迁移的粟特人自我管理的为首者，他们步入汉地后，这个称号也被唐廷所认可并纳入羁縻府州的体制，安菩的六胡州大首领职衔，应当属于这种现象。另据文献记载，唐后期德宗在位期间，宰相李泌出于朝廷负担过重的考虑，曾下令检括那些定居在长安城免于赋税的胡人户口，查得4000余人，唐廷下令让他们选择：要么入籍成为唐朝百姓承担相应税赋，要么返回西域老家。结果没有一个返回的。他们早已娶妻生子，置办产业，与长安社会融结一体了，倘若离开长安返回原籍，无异于抛家弃子。
栗特人壁画
最后，胡人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沟通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渠道，丝绸之路在唐朝表现得十分突出。然而仔细分析，承担其重要角色的，更多的是粟特商人。出土文献中记载的"商胡""兴胡"，主要指的就是他们。例如，一份吐鲁番文书记载，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百姓石染典用18匹大练向一个叫康思礼的人购买一匹马，根据规定，双方须签订契约，使交易获得官方认可。为了使买卖合法，不仅需要西州市场签订的契约，契约的签署还要有证人作为"保人"，石染典买马契那份文书虽然残缺，但留有"兴胡罗也那""兴胡安达汉"和"西州百姓石早寒"的保人记载，这都是粟特人明显的印记。类似的例子在墓葬的资料中也多有反映。又如，人们熟知的粟特人安伽，他是北周时期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胡人聚落的一个头领，充任"萨宝"一职。他墓葬石棺床的雕刻中，有不少关于粟特商团出行和会客休憩的场面，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长途（或中短途）跋涉的情景。根据出土资料和文献的多方证实，在中古时期民间的联系和交易中，粟特商人充当了重要的沟通角色。他们所处地区兼通四方、多族聚集，使其具备了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便于他们东西南北地流动和沟通，长安、洛阳各地活跃的"译语人"，往往就有他们的身影。作为沟通中西的吐鲁番西州，他们的活跃，更在情理之中了。
如何看待唐朝的"兴盛"
综上所述，外族、域外人员的介入与唐朝盛世局面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史实证明：当王朝强盛繁荣之时，往往伴随着开放的内外交流和中西互动；反之，当大门紧锁、自我封闭之时，也多与萎缩衰落相伴生。揆诸前后300年的唐朝历程，我们看到的恰是这种盛世及其衰相的前后嬗替。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整体处在胡汉融结、中原周边四维兼纳的复合型王朝的拓展状态，这一时期中外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频繁不断，内外人员的彼此往来持续相承，"华夷兼容"亦为社会所共识。然而叛乱之后，周边外围势力重新崛起，唐朝的内外有别代替了彼此兼纳；排胡之风逐渐盛行，内外畛域日益分明。伴随节度使势力兴起的，是周边地区各族势力的不断积聚，它们与所在地区结合，形成了诸如东北契丹、西北党项、河西走廊乃至天山南北回鹘诸部这样的区域性胡系集团及其政权鼎立一方的现象，直至唐朝自身被朱温后梁所替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