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治倾向，在书中屡有体现，比如在记述隋炀帝迁都洛阳的始末时，司马迁为表达对隋炀帝的贬斥之意，不仅完全回避和无视了《隋书·炀帝纪》和《元和郡县图志》这两部书籍中较为可信的史料记载，反而采用了唐人所书的《大业杂记》，不信正史而偏录稗官野史，这样的记叙方式下，《资治通鉴》中关于汉武帝轮台罪己诏的记载，有能有几分可信度？
以笔者个人来论，所谓轮台罪己一说，恐怕实为后世人所附会，而有关"悔远征伐"的记载，更可能的情况其实是汉武帝因为国力已疲，不得不对之前穷兵黩武之政有所收敛。这样的猜测可以从汉武帝所指认的几位顾命大臣看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皆是主张扩张之强势汉臣，即使是在武帝死后，这些人的治国理念也并未真正改变。由此观之，所谓守文抑武之说，也并无依据可言。
事实上，无论是《汉书》、《史记》还是《盐铁论》这部记载了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的史书，均未有与《资治通鉴》中关于轮台罪己诏一说有关的记载，然而，后世史学家对于司马光"无征不信，有异则考明之"说辞的信任，使得轮台罪己诏这等飘渺之说逐渐异化为真。从这一点上来看，其处于资以鉴戒的政治需要而率以己意取舍史料，实在是不足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