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正处于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
基于上述观察，他们得出最后一个结论就不奇怪了：他们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指出美国不能无限期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美国人对蒋介石的单方面支持，只能加速中国内战的爆发，而这场内战对中国、对美国在华利益、对远东和平都是灾难性的。
他们比较客观地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上建议，全面支持国共两党。国民党将要为争取美元竞争，他们将被迫进行改革，改变政策、改变实施政策的方法、改变当时的反动领导，向着与中共合作的方向前进。他们确信美国给中共的援助，无疑将使国民党不可能发动内战，将能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着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有没有理想化？有没有不成熟？有没有对中国的政治过于天真的认识和理解？完全有。
但是相比较后来叫赫尔利的“蠢货”一边倒地倒向国民党，把整个中国局面搞得一团糟的政策而言，“迪克西使团”对于美国来说，是中美早期交往史上一个罕见的历史机遇。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阐明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资料图）
在二战走向尾声的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大背景下，在中国这个地方，这是事实上代表着新中国未来的最具朝气蓬勃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和当时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干扰，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迪克西使团”这批人思路是相当不错的。不管是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科长、后来升到远东司司长的范宣德，还是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的戴维斯，又或者是在“迪克西使团”中发挥重大作用、前途无量的谢伟思，甚至于其实并不怎么亲共、甚至有点讨厌共产主义、整天劝着毛泽东放弃武器参加联合政府的包瑞德上校。
他们至少明白一件事：对于他们而言，意识形态在其次，从客观的国家利益、政府的能力来说，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跟共产党人搞好关系。
到1945年的2月28号，谢伟思和卢登写了最后一份分析时局的报告，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建议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以击败日本。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代办叫乔治·艾哲逊，他表示同意批发。这份电报得到了美国国务院亚洲司长约翰·文森特的支持，认为美国应该利用中国一切能同美国合作的力量对日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