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高级官员中，有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在丁忧服丧期间更容易被皇帝起复征召，甚至其回乡丁忧都需要再三申请。如北宋三朝名相富弼，在为其母丁忧期间，朝廷曾数次对其起复，但都遭到了富弼的拒绝。面对权臣富弼的义正言辞，皇帝也没有办法，反而由此成就了富弼的美誉。宋人皆称赞富弼的孝行，富弼也由此成为后世反对朝廷起复的榜样。
当然朝廷对高级官员的夺情起复不一定就对官员的仕途起积极影响，有时反而容易弄巧成拙，破坏政治稳定。如理宗朝的右丞相史嵩之，为其父丁忧未满三个月便被皇帝起复征调，导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期间针对史嵩之起复一事，甚至形成了以徐元杰为代表的反对派和以台谏官为首的支持派，双方争论不休，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演变为理宗朝有名的党争。而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史嵩之最后成为宋理宗的弃子，从此赋闲退休，不再起用。
二、丁忧制度本身缺陷对官员仕途的影响
一方面朝廷能在官员丁忧期间对其起复征调，另一方面此举也给了官员一些可乘之机--通过夺情起复躲避丁忧守丧。如南宋权相史弥远，由于其为太子少傅，故在其为母丁忧的第二年就通过太子的运作被夺情起复。史弥远通过钻朝廷夺情起复的空子，成功躲避了丁忧三年丧的规定，为后世官员树立了不好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