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示表》是钟繇诸书中最有名的。张光宾《中华书法史》:"据史籍推知，表应作于魏文帝费初二年(221)八月顷，时钟繇七十一岁。"它的传世淹没过程，王僧虔《论书》有载："亡高祖丞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衣带中。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见修平生所爱，遂以入棺。"所以，后世所传《宣示表》,据说是王羲之所临。临本在唐代尚见于有关著录，现仅存刻本，始见于《淳化阁帖》,后辗转翻刻于诸丛帖。另有宋贾似道的单刻帖，由门客廖莹中搨摹，王用和镌刻，最为精美，此石明末杭州西湖出土，民国初石在上海，今石藏上海博物馆。此迹与上述两迹又有所不同，初察结体介于《荐季直表》、《贺捷表》之间，细审点画用笔，则横出运势已明显减弱，横画和点画的收笔都用回锋护尾法，圆润如珠玉，笔势不见翻挑之意，酷似王羲之的笔法。其他诸书，如《还示帖》、《力命表》等楷书，均见于宋以后的各类刻帖中，也与《宣示表》相类似，传为王羲之所临。
所传钟繇行书诸帖，均见于各类刻帖中，从笔势、体势看，诸帖相类，如《长风帖》,纵拓书风酷似王献之，已不见隶意之横势，故或说为王献之所临。
在上述诸书的传摹临刻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即后加上去的种种文化积层，掩盖了钟繇书法的本色。书法在传播过程中，文化信息量的附加，包括钤印、题跋、传递、刻拓等等，既是一种文化行为，又是一种文化参与，构成了帖学、碑学研究中的一大专门课题，类似于古籍研究中的版本研究。版本可通过互校来尽量接近原著。同帖诸刻可在比较中辨分优劣，构连其互相的关系，某刻由某帖翻刻而来，但在无真迹的参照下，很难直接揭示某帖最为接近原作。只有借助前人，特别是距原作最近的评述，才可得其大概之意象，由此再来观照诸刻本，描述其艺术特色。
羊欣说：胡昭书肥，钟繇书瘦。而萧衍说："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可见从"瘦"字上去把握钟繇，难得真谛。因为胡昭书法不见，缺少一参照。虞和《论书表》:"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从古质、今妍之别来把握钟繇与二王的区别，不失为一法。袁昂《古今书评》:"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此说被萧衍采纳，确实是钟繇书法意象的最佳描述。其他如"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等等，均不是钟繇所独有的，难以表明钟书之特色。
钟繇《荐秀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