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柎，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袁术将，……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官殿题署多是鹄书。"
曹操本人也擅书，在当时的书家群中，他最欣赏的是梁鹄，而不是钟繇，这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钟繇的书法环境。当时书家如群，强手如林，钟繇并非是特别出类拔萃的，在大家一起探讨书法的奥秘时，他显得自信力很不足。有一轶事可揭示他在此书法环境中的心态表现。
"魏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宋·陈思《书苑菁华》)在此等书法环境中，钟繇有失一代书法大家的风度，与他身后之名--"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就相形见绌了。也许钟繇就是在此书法环境中砥砺而出的吧。
钟繇身处的另一书法环境，即是新旧书体并存而互相激荡、互相渗透和分化的书法文化之背景。书法艺术已成为朝野人士所共赏的一门艺术，上至一代权相曹操，下至酒家饮客。篆书尚存余韵，隶书经灵桓时期的高度发展而波澜未平，草书如新浪潮一般席卷士人案首，楷、行两体也已从草书中脱颖而渐显。这些均为钟繇的艺术选择提供了极大的回旋余地。从书法发展的时空线上看钟繇所处的环境，他是篆隶阶段与楷行草阶段之间的人物。魏晋之前，篆隶为主体，草为副，楷、行为隐；魏晋之后，楷、行、草为主体，隶为副，篆为隐。这一书法文化发展的转机，为当时书法家群体所共有，关键在于其个人的自觉意识和把握。钟繇的最终选择是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说明他是顺应这一转机的。顺时势而为英雄，钟繇书法的不可否定性，道理就在此。而当时的其他书家，师宜官、梁鹄善八分，卫觊善篆隶草，邯郸淳善篆隶，韦诞善隶草，均不及钟繇得风气之先--楷、行，致使羊欣不知师宜官为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