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中还记载了唐高祖颁布的《罢放栎阳离宫女教诏》、《罢贡异物诏》《罢差科徭役诏》、《申禁差科诏》等，这些诏书中，唐高祖能从隋末丧乱时期的社会现象中看到隋朝灭亡的种种原因，因而唐高祖及时吸取隋亡经验，颁布诏书。他尝说："驰道所有宫室，悉宜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并又指出："隋末无道，肆极奢靡，内骋倡优之乐，外崇耳目之娱。冠盖相望，征求不息；公私扰遽，徭费无穷。朕受命君临，志在俭约，日旰忘食，昧爽求衣。纂组珠玑，皆云屏绝；雕琢绮丽，久从抑止。其侏儒短节，小马庳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宣布远迩，咸使闻知。"
他又强调："有隋失驭，政刑板荡，豺狼竞起，肆行暴虐，征求无度，侵夺任己。下民困扰，各靡聊生，丧乱之馀，百不存一"。所以他提出要"每给优复，蠲减徭赋，不许差科，辄有劳役，义行简静，使务农桑"。唐高祖认为，隋朝繁重的赋税是丧送隋朝通知的主要原因，而唐朝的很多地方官最应该注意。他说："隋末丧乱，豺狼竞逐，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後，饥寒重切，永言於此，悼於厥心。今寇贼已平，天下无事，百姓安堵，各务称职。家给人足，即事可期，所以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修产业。犹恐所在州县，未称朕怀，道路迎送，廨宇营筑，率意征求，擅相呼召。诸如此例，悉宜禁断，非有别敕，不得差科。不如诏者，重加推罚。布告天下，咸知此意。"这些诏令都是针对隋朝灭亡而吸取的教训，反映了唐初统治者"以史为鉴"的治国思想。
唐太宗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读史学史，隋末动乱年代，其父李渊曾经重金聘请大儒张后胤教授他《左氏春秋》。武德四年，在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大唐天下还没有完成统一之时，李世民就已经开始"锐意经籍"，并在秦王府开设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为学士。这些学者大多文史兼通, 其中的房玄龄、于志宁、姚思廉、孔颖达、许敬宗等, 都是贞观年间修史的组织者和主要编写者。通过这种方式他一方面吸引大批的文人学士聚拢在自己的身边，为己所用，另一方面又与诸学士"每日引见，讨论文典"，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文史知识和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