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能”，主要源于医疗服务行为本身的特殊性。
“除了空挂床位、造假病例这类极其严重的骗保案例，剩下的是一些司空见惯的骗保手段，比如说过度医疗，小病大治，这些行为很难界定。”前述专家称。
该专家认为，若客观看待，医疗服务本身是一项比较有争议的行为，其中所涉及的一些边界与合理性问题尚不明确，存在争议，也正是这部分尚且模糊的空间给了骗保者可乘之机。
以过度医疗为例，国务院基金监管条例明确提到“禁止过度医疗行为”，但在实际临床判断过程中，什么算过度医疗却难以判断，由此所涉的骗保行为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像在路上打劫、杀人放火那么容易一下就能辨别出。”这位专家如此解释。
另一个原因是：道德的约束机制，在医保基金使用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在2021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建设高峰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卿指出：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群体之一，用道德来制约约束是最好的手段。但是从历史上来看，涉及到医保基金使用时，存在利益取向的问题，医生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要帮助病人，那就很容易出现医保基金使用的不合规行为。
国家医保局成立前，针对骗保行为的严惩措施相对缺失，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够详细——这是“敢骗保”的原因。
对此，张卿也认为，“涉及医保基金违法违规使用的医疗机构占比如此巨大，和以前的法律有很大关系。”在相关法规对具体某项操作解释不够详细时，很多人便按照惯例进行管理和操作，但相关行为其实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相关法规的实操性有待提高。”
“不敢、不能、不想”，路还有多远？
我国医疗保障基金制度建立以来，从1998年开始至今，已经发展了20多年。
到2020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到 13.6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网。
但在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前，套用医保资金更像一个“所有人都可以钻的空子”，虽然知道违反规定，但上到医院，下到普通个人，骗保没有上升至违法犯罪的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仇雨临曾表示，从医疗保障制度发展阶段性来看，第一阶段要建设制度、框架体系，如今第一阶段的任务业已完成。现在，整个医保制度进度到第二个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这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基金的安全可持续。
2021年5月1日，《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对构建行政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等作出具体安排。
此项条例的出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不能骗”的问题，从源头上让规定更为明晰，消灭了那些可以让骗保者藏身的模糊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