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成功，是因16世纪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上升的强盛期，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最佳时刻；汤显祖的成功，正是赶上了万历年间，由最初的富足富有，到真正的富裕富饶的爆发期，使他得以大显身手。可以想象，颇具规模的资本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拥有财富的新兴阶层，在大都市中成批涌现，然后遍及城乡，已是一个很可观的政治集群，这个阶层涌动着强烈消费欲望。清人赵翼所说，万历年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明人凌濛初作《拍案惊奇》的书前序中所说：“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物质的满足，必定催熟精神的丰收。这就是万历年间，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普遍富庶，一方面是文化消费之如饥似渴，经济动力推波助澜，上层建筑风生水起。正如近人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的论断：“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正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渐’而发生巨变的时代。”正是这些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给晚明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突出多元，追求佚乐的特性。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被褒之曰“繁荣昌盛”的万历年间，同样也是以良莠斑驳的色彩，薰莸杂陈的光影而引人注目。
顾炎武的《日知录》，对朱翊钧的看法很恶，他对断送了大明江山的这位昏君，十分愤慨，也是情理中事。但他在谈到“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时说：“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他所说的这些用来公然行贿的“白金”，即白银，却使我们获知万历年所以“繁荣昌盛”的奥秘。
以银代币，自明朝开国以后，直到中叶，是严令禁止的。为什么到了万历年间，有如此多量的银两，流通于社会，出进于市廛，交换于贸易，乃至于行贿于官场呢？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 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这些真金白银，给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带来了物质的丰裕。这大把银子，若是进入国家财政，当然国就富，若是放在民众手里，当然民就强。而国富民强之后走正道，自然也就兵精粮足，兵强马壮。有了巩固的国防，外敌不敢觊觎，边寇不敢启衅，这是中国盛世王朝必走的强国、强军、强民之道。
然而，万历年间，上下一致地却反其道行之，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万历四十二年，为其爱子朱常洵就藩洛阳，那花掉的银子足够当时中国人吃上好几十年。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从上到下的奢靡，不花白不花，大肆挥霍，遂成万历年间的社会风气。《金瓶梅》的出现，正是这个丰裕，富庶，有钱，有闲时代的必然结果。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但拥有的海量赀财，却种下了大明王朝败亡的祸根。
现在回过头去看，第一，若是天假以年，张居正能够做完他想做的匡国救时的事情，第二，若是造化成全，朱翊钧只是一个庸常之主，不指望他特别地优秀，只要求不那么混账和混蛋，多少听得进人话，多少做一点人事，多少差强人意的话，也许一部《晚明史》，就不是从他朱翊钧开头叙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