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西谚有云：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但我一直认为，万历年间的中国人过得比较滋润，由此推想，万历年间的一众文人，也比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同行，活得更加开心。朱翊钧廷杖起大臣来，也是蛮恐怖的，张居正“夺情”一案，数十位谏官，无不当场剥光裤子，袒露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他从来不搞文字狱，这实在是了不起，在中国，几乎所有皇帝，都患意识形态恐惧症，防文人比防盗贼还来劲。万历这个人，应该说很糟糕，但终其一生，他没有跟文人过不去过，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手上沾满中国文人鲜血的康、雍、乾，不知圣明多少倍！
也许这是万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对性、对钱感兴趣外，不怎么关心文学，也不怎么热衷文艺活动。以当下的网络语言描述，朱翊钧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宅男。除了偶尔视察他的陵寝修建状况，从不露面公众。唯一的一次，应该是万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为京城久旱不雨，他亲率数千臣僚，由紫禁城出发，到天坛祈雨，然后又原路返回。坚持步行，拒绝坐车。
所以，万历年间，或许也与他的不管、少管、懒得管有点凑巧，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之前罕见，提倡个性解放，摒弃禁欲主张，破除儒学樊篱，冲决礼教束缚，更是力度极大。这种文艺领域的繁荣，也许可能与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疏于对文人的“关爱”，有些什么关联。人类，在其进展的历史长河中，道路不尽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迈过的门槛，必得经历的洗礼，必得升华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价，是无可回避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不会留下时代空白。所以万历年间的这一文艺活跃景象，是与西方世界同步的，也是资本化、市场化逐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京华满城说惊梦
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汤显祖，相继同年离世，虽是偶然的巧合，却是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难得合拍同调的注脚。
这两位戏剧家同时在十六世纪展现出超人的戏剧天才，第一，是这个时代需要大师，第二，是这个时代催生大师，第三，一个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而决定这个时代会不会，能不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经济，是财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黄金白银。莎士比亚，这个手套匠的儿子，公元1585年，时为中国万历十三年，从家乡来到伦敦谋生。泰晤士河口桅杆耸立，船旗飞扬，停泊着世界各地的商船，装卸着万国商贸的货物，这座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都市，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像烤面包一样迅速膨胀起来。文化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商业愈发达，文化消费愈盛行，文化消费的高涨，也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兴旺，这充分说明经济实力的提升，势必推动文化艺术的进展和繁荣。同样，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他的杰作《牡丹亭》，首次演出，盛况空前，造成了一曲《惊梦》，万人空巷的痴狂反响。时人誉曰“京华满城说惊梦”，“魂兮归来话杜娘”，谈论《牡丹亭》，品评玉茗堂，成为京师的一种新时尚。明人沈德符说：“《牡丹亭梦》一出，几令《西厢》减价。”清人俞用济说：“《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为他伤心到死？”次年，汤显祖作《南柯记》；再次年，《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