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员当时的建议是，杨凯的情况如果想继续读书，需要有家长陪读监督。从2018年9月开始，黄敏霞以每月600元的价格，租住在江苏大学一街之隔的水木阳光小区的一个房间中，直到今年春节前学校放假返回湖北老家。
但她并不是24小时都陪在孩子身边，为了补贴家用，她先是在小区里干保洁，每月有1200元左右的收入，去年三月份经房东介绍到江苏大学一个食堂的面条档口工作，每月能多增加五、六百块钱。每天早上六点多黄敏霞就需要到食堂上班，那时儿子还未起床，下班回到出租屋里，才会与儿子产生交集。
算起来，这是杨广昌第二次来到孩子就读的学校，第一次来还是大一时送儿子入校。过去十来年，他一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打工的地方遍及上海、合肥、无锡、常州，月收入五千余元。
他与儿子的沟通并不算多，见面也少，半个月左右打一次电话。通常是杨广昌主动打给儿子，隔着手机，两个男人的交流显得有些生硬，也不会聊到太深入的话题。据杨广昌回忆，儿子从未在电话中表露出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的困顿。
他与儿子脾气相近，几乎没有强迫或是命令式地去要求孩子做什么。他曾建议杨凯去学一门乐器，或是练习一项体育运动，跑步打球都可以，“主要是持之以恒每天要去做。”
在父母的印象中，杨凯从小到大还算乖巧懂事，也受到老师喜欢。在上大学之前，杨凯的成绩虽然称不上拔尖，但也一直处于中上等。
杨广昌和张敏霞都觉得儿子的性格温和，基本很少会发生争吵，但是他脾气中还是有自己的倔，“如果你和他是温和的谈话，他也会顺着交谈，如果你是高高在上命令式的，他会有一点逆反。”
不出门的日子，杨凯的爱好是打电脑玩游戏，或是刷刷视频和直播。前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学生们大多在家上网课。湖北的冬天冷得僵手，两代人的卧室房间挨着，一般到了晚上九点多，他们便会提醒儿子该睡觉了。
除此之外，夫妻俩并没发现儿子有任何异常，一直以来杨凯也没有做出过什么太过出格的事情。在两人的印象中，他们没有直接和孩子聊过死亡的话题。但是初高中时，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关于自杀的情节，母亲会带上一句，“人可以犯错，但是不能走极端，生命就这一次。”
直到今天，杨凯的父母对于儿子在大学里的具体人际交往不甚了解，也没有察觉到儿子在情绪上和心理上有明显的不同于以往的表现。在他们知之甚少的三年大学时光里，父母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学期的礼拜五，儿子回来提前说要在周末和同学去附近的景点短途旅行，还要和同学聚餐，脸上满是高兴的表情。
“两个”杨凯
在杨凯名为“勿忘名”的微信中，仅保留了57位联系人的名字。聊天记录全部被清空，无从得知他生前最后的时刻是否与人沟通。仅存的QQ列表里几乎展露了这位大学生20年来生活交际的全部圈子：初中、高中、大学同学以及游戏好友，也不过10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