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是诸葛亮及其后继者与刘禅权力分配的一种实践形式。在君主专制社会，掌握军队和征伐大权就等于控制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不会有挟持军令对抗君主的嫌疑；不会因常在君王面前独断专行，故而引发君臣冲突。
《出师表》中构建的蜀汉权力运行轨迹，避免了统治中枢大权在实践中的交叉和矛盾，有效地将蜀汉君主制以另外一种方式固定下来。
公元234年，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治依旧保留着君臣权力分治的格局。“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刘禅下诏，称赞蒋琬：
“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驻汉中，须吴举动，东西犄角，以乘其衅”
第二年，晋升蒋琬为大司马。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废黜丞相职位，延续东汉以尚书令执掌中枢的方式，君主以法令的形式将执掌国家军政大权者的活动范围，确定在远离京畿的汉中前线。其“是后处蜀、魏界，固险重守，自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皆镇汉中”。
蒋琬之后，大将军、尚书令费祎“出屯汉中”，延续蜀汉初年既定的权力分配路线。《魏略》记载，蒋琬死后，“禅乃自摄国事”，成熟后的刘禅开始寻求扩大权利活动空间，但征伐活动还是由费祎决定。
公元253年，费祎遇害，姜维“加督中外军事”，仍在汉中与魏国抗衡，牢牢控制着军权，直到蜀汉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