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起码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于是便只好“作秀”，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虽作战勇猛，但一向重义轻利，可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可是，“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很显然，王全斌的这种反常之举也是为了自污求保。因为，在他以为，克蜀之功太大，自己的威望已瞬间升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太祖赵匡胤已经赏无可赏，如果不来一场声势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因为功高震主，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由此可见，这些武将虽然出身行伍，性格鲁莽，但也很有政治敏锐性，能混到那种地步，说明这些人绝对不是猪脑壳。如果说，刚开始由于太祖的诱迫，有很多武将一时情非得已，在贪污腐败时还颇有些作秀的成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并不当真的话。那么，久而久之，由于人性中普遍所潜在的诸如纵欲享乐等劣根性作祟，便习惯成自然，对贪污腐败渐渐习以为常了。由于自己有言在先，对于武将们的贪墨腐败，赵匡胤是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到能不说的不说，能不管的不管。有时，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在必须要处理时，他也尽量高抬贵手，手下留情。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佐证，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是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王皇后的胞弟。据《宋史·王继勋传》记载，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是个贪财渔色、“专以脔割(即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谓之脔割)奴婢为乐”的食人魔王。一天，王继勋府中围墙因大雨坍塌，大量奴婢逃出牢笼，跑到宋太祖面前告御状，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据说，宋太祖“大骇”之下，对王继勋判决得挺狠：“削夺官爵，勒归私邸。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
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边，还没等自己的小舅子王继勋上路前往流放地，那边，赵匡胤早已改授其职为右监门率府副率。由于有恃无恐，开宝三年，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到任之后，变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开始吃人：“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以致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日夜出入王继勋府中，门庭若市。有了上一次告御状的教训，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持希望，学会了听天由命，任其宰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