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佐曹植夺嫡的杨修确实算得上是非常聪慧，但他所作所为的聪明痕迹太过外露，行事不抱朴不守拙，斧凿运作的痕迹常常过于明显。比如，杨修利用身为丞相主簿的职位之便，常常揣度曹操考察儿子的意图，帮助曹植预先准备许多答案用于应对。然而却没有控制好节奏，多次出现曹操刚提出问题，曹植的作答就已经送上去的“秒回”情形。
这很难不引起一贯多疑的曹操的疑心，同时又很容易被曹丕收集到他们合伙作假的证据，久而久之便适得其反地引起曹操对于曹植的不满以及对他真实才能的怀疑。再加上曹植性情洒脱，行事不够沉稳收敛，不仅没有在曹操给他表现机会时做出出众的表现，反而发生擅开司马门、醉酒不能领军令这样的重大减分项，曹操就算偏心想扶他也很难在强大反对集团的反对下扶得动他。
与此同时，曹丕背后的世族文臣和军师联盟，也肯定会拿出火上浇油的手段把曹植推入火海。这群老奸巨猾的权变之士，不动声色地让曹操意识到曹植的才能只是文才和论说之才，而远远不是统治之才。而在曹操更为看重的“篡汉之志”上，曹丕表现出了野心勃勃的意志，而曹植就太过淡漠和佛系了。
而且相比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杨修，老辣的贾诩则是潜伏在曹操身边的曹丕代言人，曹丕最终坐稳嗣子之位要给贾诩记上一份大大的说服之功。此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这些有着过人的经历和智计的老手们，非常懂得如何持续不断地帮助曹丕抬高政治地位，并让曹操从中见识到曹丕背后的强大支持者势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仍然强行选择基本被搞臭的曹植做继承人，就已经不仅仅是“废长立幼”的取乱之道，而是几乎必然会因为“舍强立弱”而发生殊死之祸。
曹操最终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立曹丕为嗣，并极力淡化此前数年中他在立嗣问题上的犹豫，意图来弥合两个儿子之间的撕裂和争斗。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正式确立为魏王太子后，曹操特地下旨说“汝等（指曹彰、曹植等人）悉为侯，而子桓（指曹丕）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这话明显有着极力掩盖择嗣内情的意图。魏王后卞夫人也出面说“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同样是力图弥合立储事件中兄弟相争的裂痕。
在理智战胜情感之后，曹操将改错而不认错的风范发扬到极致，最终立曹丕为嗣在当时政治风气来看等同是改错。那么既然是决定要改错了，曹操所进行的可谓是过犹不及的彻底更改，那就是剪除了曹植的重要羽翼——杨修。
曹操诛杀杨修是嗣位之争中发生的第二个流血事件，不管这件事的直接起因是什么，曹操这么做的最根本目的都是确定无疑的。他要以此告诉世人的是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的名分已定，任何意图拥护曹植争位的人都必须打消念头。
从崔琰之死到杨修之死，这两个否定之否定的流血事件，是曹操复杂人格和枭雄气质的一个典型体现，改错而不认错不仅是为了要面子，也更是为了要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