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2007年出版的拙著《晚明七十年》中有一节“离间计奏效的土壤”分析了袁崇焕被杀京师百姓称快的“民意基础”。1629年阴历十月，后金军队避实就虚，不与袁崇焕的铁甲正面交锋，而是饶过宁远、锦州防线，从北京正北方蒙古部落的地盘发起进攻，突破长城，攻陷遵化城，尔后在广袤的冀东平原驰骋。再绕过通州，兵临北京城下。京师内那些吵吵嚷嚷的文臣，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居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感受危险，他们责怪手握全国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的袁崇焕，竟然让后金的部队攻打首都。袁督师成为千夫所指。
袁崇焕有他的苦处，后金的部队从北京正北面突破防线进入京畿，那里并非他的防区，后金兵进入到京东地区让他措手不及。但他最终还是很快带兵赶到北京城下勤王，在京师东南的广渠门外与后金军队大战，击退了敌军，京师转危为安。但北京城内的君臣和百姓吓得失魂夺魄，他们不会感谢袁崇焕的解围，而是责怪他没有能够在关外堵住敌军。有不忠不纯、三心二意的嫌疑。一旦有个导火索，袁崇焕就会变成人人皆欲杀的奸贼。
这世上的民意是飘忽不定、靠不住的。哪有理性的、稳定的民意呀？当一群人在某个时期受到刺激、感到危险时，情绪是特别容易被引导的。从内部找奸贼、找替罪羊是人民群众的拿手好戏，愤怒、恐慌由此有了宣泄的出口。只有事情过去多年后，历史的迷雾一点点消散，后世人才看清楚当年谁忠谁奸，谁智谁愚。但是新的“历史迷雾”又会笼罩大地，因为土壤没有变，1900年“庚子事变”中清廷亦是如此。“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突然觉得TikTok 的创始人及其团队面临着当年袁崇焕的困境呀。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忍辱负重，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希望为TikTok找到一条出路，这应该是任何经济理性人所想到的选择呀。然而，就是有众多的国内瓜众认为这是屈服，是下跪。
刑场上围观袁督师的百姓，其精神后裔是代代不绝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