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偏于“见”，略于“行”
隋唐以来，佛教在中国已经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许多高僧大德、 佛教学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翻译佛典和注释佛典，而是热衷于独立撰写佛学著作，进一步发挥佛教义理，从而使佛教逐步走向中国化。譬如禅宗、净土宗这种本土化了的佛教，由于已和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因而很快为人们所接受。
相反，忠实于印度佛学的玄奘所传的唯识理论，则因为与中国传统思想差距太大，不为人们所欣赏，因而逐渐被湮没。这可以说是玄奘所传的唯识理论在数传以后即衰落的原因之一。
与高度理性化的儒家、道家思想相比，外来的佛教更容易被变形改造；而与经典佛教相比，民俗佛教更简单易行。
代替纯粹理性的参悟，中国民俗佛教以信佛（人格神和偶像崇拜）为中心，一方面接受佛教教义中的四谛说和因缘说，简化佛教复杂、难懂的教义，承认世俗的苦难；另一方面保留了如戒律、布施和救世等具体形态，强调只要坚持修行，如吃斋念佛、供奉三宝、布施放生，就能顿出苦海，往生西天极乐世界。其本质是入世的，是对世俗社会去恶存善的改造。这符合民众的生活境遇。
要知道，相对有限的文化知识，疲于奔命的生活状态，应接不暇的赋税徭役，加之偶有的天灾人祸，百姓的信佛己经无关“佛心”“佛性”，只是基于对个人生活境遇的抗争和内心慰藉的寻求。他们信佛是对现实的逃避，更是对现实的改造。
对百姓而言，在家设佛堂、供佛像、烧香磕头、称名念佛、放生吃素、布施行善，外出朝山进香，这些基本是他们信仰佛教的活全貌。他们不指望跳出六道轮回、立地成佛，没有看破一切，没有出世之心，只是希望以善心善行和对佛祖的虔诚供奉，来求得现世和来世的幸福。
佛教衍生出的宗派很多，但为何其后的禅宗、净土宗盛行，反而法相宗却逐渐凋零，原因是什么？这就与它能否引起民众关注，变成一种流行风尚有关。
法相宗或教义艰深，或修行复杂，百姓便缺少了深入了解的动力和精力。但禅宗的刹那顿然与彻底明了；净土宗的一句“阿弥陀佛”，只需口诵佛号、心观佛祖，修行方式简单，无形中便脱口而出，潜移默化地变成人们的一句口头禅，无形中加强了佛教对民众的影响。
民众对佛教功利性的信仰是一种缓慢的、不为人知的佛教发展形式。他们的佛教感情似乎淡漠，佛教信仰略显功利，但在潜移默化中己然成为百姓生活的日常方式。如果缺失，其后果无法想象。
三、会昌法难与黄巢之乱
会昌法难与黄巢战乱，彻底终结了唐朝光辉灿烂的传统经院佛学时代。
与会昌法难破坏最严重的阶段大概也就是两年不同， 黄巢叛乱肆虐九年之久，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地区都受到了蹂躏。教界因此而受到的破坏被证实是无法弥补的。参阅当时的佛教史料，则可知后果是灾难性的。甚至如果从长远来看，黄巢之乱对于延续佛教传统的损害，可能要更大于会昌法难的打击。
先说唐武宗在位期间的”会昌法难“。在唐武宗对佛教的各种不同打击中，焚毁经典，尤其是佛教高僧的注疏与论著，可能是破坏性最大的。因为没有了这些书籍，就不可能将各宗派经历数个世纪，对经典的“正统”解释保存下来。武宗在公元846年元月特别下诏焚毁所有佛典，但他对于佛教的反感却是在登基之初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也预示出他可能会在今后全面的、大规模的灭佛。
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僧人，得以在寺院关闭与被驱逐到乡村去之前，将珍贵的佛教文献隐藏起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僧元堪，他为了保存智凯的注疏，将它们藏在屋壁。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大规模的拆毁佛教藏经阁与驱逐僧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佛教文献的大量散佚，即使是在佛教禁令解除之后，也无法再次恢复。要寻求基本的佛典变得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佛经的注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