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篇是有情绪的。前期的情绪是因为疫情给人民带来太多伤害，那些惨烈的事情，我也是人生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很多内容我都没敢写，没敢写不一定心里没有，是忍着。
“耳闻的历史底稿”这样的用词，在我看有点搞笑。我想我更多的是现场记录，尽管我没有在小现场，但我在大现场，这个现场就是武汉。视频和音频，以及各种微信和电话，市民的生活，其实天天都在眼前。我作的是实录，我的实录有所选择。
还有一条，大多数媒体记录过的宏大场景，我会尽量绕开。这很简单，如果以后我需要那些，可以轻易查到。而媒体忽略的，我要记下，因为这些细小的个体的东西，或许不记下就永远流逝了，比如媒体不会记录的常凯一家，比如我的同学，我邻居的亲人以及那一个个死去的人。
财经十一人：有哪一篇或者哪几篇日记是您个人觉得很特别的，或者说很满意的？为什么？
方方：有一篇写灾难的，是我那天很生气。他们攻击我的言论，是完全不顾忌我所处在什么时间什么状态下。所以在一怒之下，我来告诉人们，灾难是什么。灾难和他们日常想象的不一样，这种对灾难的感受，也只有在灾难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身边不断有信息传来某某死了，才能体会到。
财经十一人：您如何保持内容的独立性？是否有意识地在日记中设定议题迎合您的目标读者？
方方：不存在独立性的问题，也没有目标读者，因为我的定位就是记录，没有其他意图，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有那么多人会阅读。知道有这么多人阅读，我的直觉首先是“太奇怪了，太反常了”。
财经十一人：期间有多篇日记遭删除，被删稿是什么感觉？您有没有分析过那类日记容易被删，之后的写作是否有意识地避开了“雷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