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红军再占遵义后，进行短暂的休整。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为尽可能减少对立面，红军对建立川滇黔地区根据地的计划作出微调，将中心缩小为黔北地区。这样，因不威胁川、滇两省，川滇方面地方部队“追剿”压力可望缓解，黔军又不足以构成威胁，影响计划实施惟一的关键就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所以，3月上中旬，红军将打击重点放在中央军方面，双方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
3月5日，朱德下达《各军团集中鸭溪的作战部署》，准备对中央军入黔主力实施打击。以当时红军的实力，啃硬骨头，有相当难度和风险，所以毛泽东和不断在战与不战间抉择，努力寻找更有利的作战时机。
当红军在黔北瞻顾徘徊时，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也数度变化。最初，蒋介石认为红军再次东渡的目的是回师东进，与湖南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事实上也是蒋介石最担心的。很快，国民党方面就侦知红军的动向，5、6两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匪主力向鸭溪场集中，仍向西南逃遁，求达其原定目的乎”“匪以西窜公算为多”。因此，蒋介石的部署也发生变化，要求“追剿”部队主动出击，寻找红军主力作战。
13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提出：“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红军准备放手一搏，打击蒋介石中央军主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致薛岳电中，提醒道：“匪之行动常走曲线，其狡计或望我吴纵队主力向遵义进攻时，而彼则由六广河修文方面袭击我贵阳，亦在意中，请注意之。”蒋所说到的这一计谋，正是后来红军的实际行动，只是当蒋作出这样的猜测时，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能成真，因为就当时而言，他首先要对付的还是红军的西进问题。同理，当毛泽东为未来作出种种可行性的设计时，首当其冲要处理的也是如何顺利完成第一步的西进计划。战争是或然性的产物，高明的指挥者不在于事先设计好一切，而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稍后，红军与周浑元部在鲁班场展开的战斗，就是战争复杂性的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