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香港第一位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
他走了之后，并不是只带走了一个人的名字，而是带走了一段香港回归初期开创性探索的历史。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由谁来接替管理这座城市呢？制度是如何运转的、经济怎样保持稳定、社会又该如何进行转型，都没有人能够按照以往的经验来回答。董建华所面临的是一张真正的空缺试卷。
多年之后人们对于他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人记住了他在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果敢，也有人提到了"八万五"的争论；有人赞扬他推进了CEPA以及自由行政策，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他治港方式比较保守。因此董建华不能被简单的成功或者失败来定义。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清楚无误的，那就是他接受了最困难的工作。
董建华于1937年出生在上海，1947年和家人一起移居到香港。父亲董浩云是一位著名的航运企业家，董建华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海事工程，并且曾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1969年回到香港参加家族航运事业，1982年父亲去世之后接手了东方海外。
当时全世界的航运业都处于一个低谷期。企业的负债很重，船队经营也很困难，东方海外曾经濒临破产。董建华经过重组债务和调整经营之后，才使公司得以生存下来。对他的后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并不是说一些好听的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做出具体的决策来解决实际问题。
进入政界之后，他就参加了基本法咨询的工作、担任了港事顾问并且还担任了全国人大的香港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96年12月，他获得320张选票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1997年7月1日零点举行就职仪式并进行宣誓。
该职位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是"第一任"。香港回归以后原有的治理模式需要改变，新体制也必须由理论变为实践。董建华一方面要保持香港金融和社稳的局面，另一方面又要解决中央和地方、内地和香港的关系问题。很多问题当时没有成熟的模板可以借鉴。
刚上任的时候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中旬港股暴跌，到1998年时国际投机势力已经多次冲击过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以及股市期指市场了。在关键的时候，政府使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从而保持了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该决定到现在仍然存在争论，但是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香港金融体系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这次危机也使另外一个政策陷入了困境之中。
董建华提出了"八万五"的建屋计划来增加房屋供给量、减少房价上涨的速度，并且使更多的老百姓住上房子。但是由于金融危机使得房地产市场急剧下跌，很多业主都处于负资产的状态。政策初衷和经济周期发生了正面冲突，所以自然会引起很大的怨言。
这件事情表明了治理不能只看起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时机不合适的话，结果就会大相径庭。董建华之后所受到的各种指责就是由于政策目标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差距而产生的。
1999年关于居港权的问题争端使香港的政治矛盾被暴露出来。由于司法、立法和社论上的争论一直都没有结果，所以董建华政府就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解释法律的意见。支持者认为这是解决香港治理中实际问题的办法；而反对的人则害怕这样做会损害司法独立。不管是什么样的观点，在香港回归之初都是最大的制度之争。
2002年连任之后，董建华推行了高官问责制来改善之前官员只向行政长官负责、政治责任不明确的情况。该制度后来不断地进行修改和完善，但是它已经影响到了特区政府的工作模式，并且给以后香港的政治管理打下了制度的基础。
使他任职期间陷入困境的是2003年的事情。
非典疫情在港蔓延开来，有超过1700人被感染，将近300人丧生，在淘大花园这里受灾最严重。整个城市都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之中，而且经济以及就业方面也都受到了影响。董建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政策，其中推出总额118亿港币的纾困资金，并且加大了隔离、防疫以及医疗服务的合作力度。当年的社会对于政府的批评很集中，董建华本人的支持率也很低。
但是同年，香港也迎来了一项重要的经济转型政策。CEPA签订之后，自由行开始实施了，内地和香港之间经贸以及人员来往都大大增加。早在2001年的时候，董建华就已经提出了香港要"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观点。当时的这套思路没有得到完全的理解，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给香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2004年、2005年的香港经济都保持着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并且失业率也有所下降，在非典以及金融海啸之后的城市开始恢复了生机。但是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董建华的身体已经长时间透支了。2005年3月10日因身体不适辞职不再担任行政长官一职。
在离职之前，他还完成了当年的施政报告。据称那天他吃了止疼药之后还站了起来发表演讲。该细节后来被很多人所铭记，并非因为它的传奇性，而是因为它符合董建华的行为模式：不善言辞、没有架子，在必须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一般不会逃避。
回顾董建华八年的经历，并不是只有好的成绩可以选出来，也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推到个人身上。亚洲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崩溃、非典疫情等都是超出了常规治理预期的冲击；住房政策、制度争论以及政府沟通不畅等问题也存在值得思考的地方。
并不是所有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并且当时的整个社会并没有对这些决定进行过评价。但是对第一位特首而言，许多选项都不具备等成熟经验的条件。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要作出反应，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要承担责任。
董建华的一生也到此为止了。人们对他的历史评价也许会继续改变，但是作为香港回归之后的第一位行政长官所具有的意义是不会消逝的。不管后来的人们是否赞同或者反对，在最没有参照、最容易产生误会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这八年的时光虽然不完美，但是它却是香港回归之初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的经验。董建华留下的是有功有过、有建树又有遗憾、奠定制度基础又历经重重考验的八年经历。
这才是对他的最好的评价：他并没有交上一份完美的试卷，但是也完成了一份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