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议，领导是不是可以多拿一些赔偿？郭重智否决了，"拆迁是依靠厂房的变卖和地皮，但建厂至今，厂房没有增加，地皮没有扩大，说明领导没有额外贡献，那也不该根据职务倾斜。"
没过多久，一些同样为工厂奉献大半辈子，停产后离职的员工也听说了拆迁消息，他们推举了几位工龄长、资历深的代表，向郭重智提出诉求：他们也希望参与工厂拆迁款的分配。
拆迁协调小组成员，71岁的原生产班长刘玉珍说，"大家都闹不明白，离职的怎么也要来分拆迁款？"郭重智为此特地咨询律师，得到的回复是，办理了合法离职手续的员工，他们和工厂已经脱离关系，"法律意义上说可以不给。"
"不给他们就闹噻。"73岁的原铸造车间主任周乾成回忆，那时离职员工代表经常找政府领导，提出分享拆迁款，"领导让我们先商量好。""大家只能坐下来谈。"郭重智说，许多事情也不只讲"理"，工厂历史横跨半个世纪，机器关掉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却还留存。他记得，离职员工一开始就和他提到，不少人也为工厂付出过整个青春，"希望可以考虑给一点安慰。"
阀门厂规模一直不算大，郭重智说，巅峰时期大概300多人。工厂分三班制，机器彻夜轰鸣，"坐下来可能都认识，全是一个班组的。那时工厂还停留在粗加工阶段，没什么精良设备，工人每次切割部件，都会产生一堆黑色碳粉，"一天下来跟煤矿工人一样，鼻孔都是黑的。"重庆山多，工厂就建在半山坡上，没法修公路，"产品从铸造车间运到精加工车间、油漆车间，全部要靠人工抬过去，都是上坡。"
郭重智感叹，"那时大家都年轻，一步步走过来都知道多辛苦。"他觉得，离职员工的诉求不是不能考虑。
他通知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成员开会，说了分配一部分拆迁款给离职员工的想法，提到离职员工们也找了信访办和街道领导等反映诉求。刘玉珍说，"都是一起在阀门厂工作过的，最先都是想到起给一点，要不就没得往下推。"
另一个问题是，离职员工群体分多少拆迁款比较合理？郭重智说，协调小组一开始想的方案很简单：不看级别大小，在阀门厂工作过的正式员工，只按厂龄作分配标准。周乾成记得，"当时大家一起查资料，梳理出阀门厂成立以来的员工总共407人。"
问题又来了，其中离职员工262人，占大多数，如果按厂龄分配，那离职员工群体反而会分走大部分拆迁款。2009年工厂停产后，周乾成自愿留守，靠厂房租金每月领几百元工资，定期巡视设备。他提出，按厂龄平均分配，对在职和退休群体不太公平。
大家后来商讨，最好的做法是按比例将拆迁款一分为二，各自再按统一标准分配。但离职员工群体该分多少迟迟定不下来，离职员工代表一路将补偿比例从5%，谈到30%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