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首任时期重新定义了美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指出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安全影响到国家安全的理解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个理解以及对华政策新方针，实际上被拜登政府大体接受。与这一新命题相联系，我们看到近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助理职位的高官，他们关心和讨论问题时常会"越界"涉及经贸关系议题。所以候任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茨（Mike Waltz），这里也被看作是财经团队相关的内阁人员。
远距离观察特朗普新内阁成员构成，会发现他们对特朗普理念的共识度上升了，但是也增加了某种多元复合性，这方面特点后续会有什么影响也值得关注。
回想2018年1月份随团去美国参加"中美经济二轨对话"，当时美方对华关税战尚未开打，但是我们在DC会见财经和安全部门官员时，已感觉到对方画风完全变了。这促使我在回程航班上草拟了一份简报初稿，提出中美贸易战风险会显著增加。从2010年开始我们对话团队每年都会去DC拜会这些联邦政府部门相关官员，2018年初完全不一样情况在于，对方不约而同地表达抱怨、委屈、倾诉或控诉，给我和团队同事都留下很深印象。
但是今年与2018年比较又有点不一样，美国官员似乎有了一点反省、自责。例如美国候任国务卿卢比奥就说，目前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面临的困境，"不怪中国"而是要"怪我们自己"，既有点悲情也有些自省的意思。美方政要和精英在评论内外形势时，常提到这是大变局的开始，甚至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些经常略带夸张的表达，或是凸显美国经济社会内部矛盾和危机风险，或者强调外部环境特别是中美竞争态势派生的压力。
未来难以预判，然而有一条可以确定，就是美国会拿出其全部心智和能力来应对中国。
当然，中美大国经贸博弈结果如何，并不取决于美方政要精英的意愿，而是由双方和世界其它经济体的认知和选择等复杂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及其未来消长演变是观察中美经贸关系走势的关键。基于这一理解，谈谈特朗普新政三点可能的动向。
2. 美国经济增长困境与超常选择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经济政策有同有异。相同点之一是两党都追求经济增速最大化；另外新世纪以来绝大部分年份都在实施超常货币政策，两党对美联储具体政策或有微词和质疑，然而在货币放水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两党有关财政和监管政策立场差别明显：民主党偏好做加法，表现为比较热衷于加税、扩大支出（社保、新能源投资等）、加强监管等，共和党则倾向于做减法，喜欢在如减税、削支、去监管等方面做文章。
下一步特朗普要实现MAGA目标，无疑也会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但是实现增长目标面临前所未有的制约条件与困难，因而不得不试图通过政府瘦身的超常手段谋求高增长。对此可通过候任财政部长贝森特早先对媒体系统表达的经济政策思路加以分析。贝森特把他的政策思路概括成3-3-3目标，其中一个3是要求经济增速达到3%。目标意愿可以理解，但是实现目标面临多重客观约束，因而不得不诉诸超常手段腾挪应对。
为什么3%增速难以达到？首先看以上图形数据，上个世纪美国长期经济增速确实曾经达到过3%以上，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速大体在2%上下，过去4年比2%高一点，主要是由于疫情期间实施超常规刺激手段，同时引发了40年未遇的通货膨胀。可见从较长期历史表现看，很难达到3%。
其次从潜在增速与现实增速关系看，也很难使得未来增速显著持续提升。例如从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看，近年高通胀意味着现实增速超过潜在增速，如果要拉低通胀，通常要接受较低经济增速。另外美国失业率水平也处于历史低位，从奥肯关系角度看现实增速也高于潜在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