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空心化
包括伊马德·穆萨（Imad Moosa）、玛丽亚·伊万诺娃（Maria Ivanova）、布劳恩（Braun）和米尔伯格（Milberg）、威尔克（Wilker）等在内的众多研究人员已经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化的增长如何对美国工业资本积累产生不利影响。他们指出，前者的发展正是后者空心化的直接结果。穆萨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发展指数"，证明了金融化扩张与美国制造业就业缩减之间的反向关系。事实上，对美国制造业衰退的担忧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像伊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这样的分析家就已经警告过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下降，这比中国工业能力提升早了二十年。
金融化与制造业就业下滑同时发生，而后者正是推动政治周期中诸多不满情绪的根源。如前所述，金融化还使得金融财富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除了上文提到的股票价值所有权集中外，根据乐施会最近的一份报告，美国前1%的企业拥有美国97%的企业资产。经济学家Kwon, Ma and Zimmerman已经证明了美国资本跨行业集中的长期趋势，其中制造业的资本集中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
2024年8月5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 新华社
金融化、所有权集中和市场集中都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可以说，贸易影响只是后续效应。然而，我们看到贸易政策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而这根本无法解决金融化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以保护措施为基础的贸易政策之所以能获得支持，并非因为其经济有效性，而是因为情感效应。这种政治红利是通过怀旧政治来动员的。
中国的韧性
就中国而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由内需驱动，而非净出口。1960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的贸易平衡占GDP的平均比例为1.52%，波动范围在-4.04%至8.68%之间。2023年，这一比例为2.17%。至于中国的制造业，它远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依赖出口。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里克·鲍德温（Rick Baldwin）的最新分析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产出比为15%，接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13%）的水平，而该比例曾在2004年达到峰值18%。全球出口持续增长，而美国市场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持续下降。
然而，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确实存在不对称因素。正如鲍德温所指出的，虽然从比例上看，制造业产出对贸易的依赖度并不高，但目前美国经济模式的某些部分总体上已经显著依赖于中国的制造输入。资本品和中间品便是如此，这意味着，任何旨在扩大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努力，都预设了在一段时间内需要增加对中国制造资本品和中间品的进口。顺便提一下，五角大楼咨询机构Govini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国防部门依赖于成千上万的中国供应商。
如果特朗普新政府加征额外关税，阻碍了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那么关键在于各国（及其产业）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这种损失。西蒙·埃文内特（Simon Evenett）于2024年11月5日发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试图估算不同国家的反应速度。他假设从2025年初开始，美国市场完全关闭进口。然后，他针对144个美国贸易伙伴进行了估算，预测在哪一年非美国进口的增长将完全弥补失去美国市场准入所带来的损失。埃文内特得出的结论是，澳大利亚的出口将最快恢复，而中国则会在2027年前完全恢复。这对中国工业的影响将是短暂的，反而将进一步巩固中国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现有的贸易增长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