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周亚夫并没有理会刘武，他趁着双方鏖战之际，悄然在梁地周边的重点地区做了充分的布置，堵死了叛军的快速推进路线。这个布置基本令叛军打消了快速进击荥阳的念头，于是更疯狂地攻击着梁地，刘武的压力立刻加大。
梁王一看调动不动周亚夫，于是曲线救国，写信向哥哥求救，景帝一度下诏令周亚夫去救援刘武，结果仍然被一口回绝：
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
和上次一样，周亚夫又在不救援后祭出了大动作，他带兵决断了叛军的粮道。
其实刘武请求支援的要求合情合理，因为当时中央军抵达梁地后，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军资粮草等后勤也到位了，可以随时展开和对方的全面决战。
然而周亚夫摆明了是想用梁王来消耗叛军，于是一边布置一边笑看风云起，哪怕连象征性的救援举动都不去做。
虽然后来周亚夫的这种行为被景帝得知，但是后者却也没有表示异议，这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尚不明朗，他还是得依仗周亚夫平叛，哪怕有少许战略上的不满，也不能贸然和周亚夫翻脸，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注定了梁王的性命在景帝的眼里一文不值，他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否成功满足周亚夫的战略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梁王虽然有诸侯王的身份，又是皇亲国戚，但是他的不满和异议根本无法有效传达，求助无门的他只能将生死交给别人。周亚夫的行为，对于这样一个忠臣来说，确实有点过于狠绝了，这也使得梁王对他结下了极深的仇恨。
战后梁王怨恨周亚夫
攻坚失利，粮道被绝，叛军和汉军打了三个月后，终于坚持不住开始溃败了。自此，轰轰烈烈的七国之乱落下了帷幕，这起事件一度令西汉王朝如履薄冰，可是最终其也令景帝彻底消除了境内的隐患，为权力向中央集中、巩固汉家江山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七国之乱后，汉朝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大型战争，景帝的精力也悉数转到治理内政上，这让周亚夫这种军事奇才的发挥空间受到限制。由于他他性格直脾气倔，身为汉相却在许多政事上和景帝背道而驰，因此受到了景帝的厌恶。
也就是在这一阶段，梁王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行动，他屡次向景帝吹风，不停地说着周亚夫的坏话，将各种脏水泼到了他的头上。这种行为极大左右了景帝的判断，让其开始疏远周亚夫。
其实在七国之乱时，景帝对周亚夫是极其重视和欣赏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要得益于文帝的临终遗言，一份面也是周亚夫交出了一份令景帝满意的平叛答卷。
然而当天下太平后，情况却不一样了。当初梁地打得热火朝天，凶险程度梁王最知，其次是周亚夫，最次才是景帝。战争胶着时，景帝也担心，但是他担心的不是梁王死，而是梁地被突破后或许会引发荥阳和关中一线被突破。
因此当时梁王也向景帝写过信求救，可是周亚夫却抗命不从，景帝心系局势，对此自然无动于衷。可是太平时期，周亚夫没有机会发挥军事特长，所以他脾气又臭，身份又功高盖主，这时候景帝就得重新衡量一下他存在的价值。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没有战争时候，一个周亚夫不值钱，毕竟他只是给国家服务的工具罢了。而皇亲国戚梁王刘武却变得值钱了，因为他不仅和景帝有骨血亲情，更是在梁地之战体现出了极大的忠诚，事后又心系刘家基业，提醒景帝周亚夫身上的隐患，所以他自然得到景帝的认可，继而导致后者对周亚夫愈发地喜爱不起来。
实事求是地讲，刘武在战后对周亚夫的评价极其不客观，是赤裸裸的公报私仇的行为，然而对于心胸狭隘的景帝来说，这点却正好符合自己的胃口，这也使得周亚夫的朝堂之路步履维艰。
结语
周亚夫为人正直，不懂变通，虽然在军事领域有极高的建树，但是在政治领域却显得极其不成熟，这一点甚至连他的父亲都不如。周家父子都曾经在汉朝生死存亡之际力挽狂澜，然而二者的下场却尤其凄凉，周勃好歹还落了个老死的善终，而周亚夫则活活饿死，不可谓之不悲惨。
七国之乱时，周亚夫的布置，在战略层面，是绝对的上策，这点已经通过七国之乱的结果证实了。遗憾的是，在政治层面，他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将自身凌驾于皇亲国戚之上，这一点是皇帝比较避讳的。
虽然皇帝只有一个，但是皇亲国戚比起朝堂文武，哪怕你是功勋卓著的功臣，也具备身份上的碾压效果。这是对皇帝身后宗族的维护，也是对其统治基础的一种保护。无数历史经验证明，当意外发生时，绝大多数皇帝都会在忠臣、利益和血脉中选择第三者，我们不能说这是最佳选择，然而最终的结果却能说明不少问题。
再说严重点，假如周亚夫不是让梁王御敌，而是要求景帝御驾亲征，恐怕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天子亲自上第一线，势必令全军将士高昂，战斗力格外强大，但是这种行为带来的潜在隐患是景帝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此事的最优化解决方案就是周亚夫率中央军规规矩矩帮梁王去守粱地，同进退，也许这种方案无法速胜，但周亚夫的未来绝对一片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