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灾异
喜言阴阳灾异，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一大特点。将阴阳灾异之说附会于经学，亦始自《公羊》学大师董仲舒。
他在上汉武帝的《对策》里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仲舒传》)。
因此董仲舒治国,其法即"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同上)。后来西汉今文学家几乎无不言灾异。
而西汉中期以后今文家言灾异的主要议题，就是论证汉运中衰，当易姓受命。前所举眭弘、谷永之论，皆由推阴阳灾异而发。
可见阴阳灾异之说，适为王莽篡汉之资。
由今文家之言灾异，又发展为符命谶记。哀、平之际，符命谶记纷出，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符命或谶语被炮制出来。这些符命谶记的中心内容，就是在证明王莽应该当皇帝。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梓渔县的一个下流文人哀章所造的"金图书"。《汉书·王莽传上》说:"梓潼人哀章，……见养居摄，即作铜，为两检，署其一日'天帝行金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
'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审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
……即日昏时，衣黄衣，持至高庙，以付仆射。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旺神禅。"紧接着，王莽就下昭书，"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日新"。就这样，王莽凭着哀章伪造的"金匮"符谶，爬上了真皇帝的宝座。
王莽篡汉后，又"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以向天下人证明，他是慑于天命，迫不得已才做皇帝的，真所谓"天之历数在尔躬"!
符命谶记，乃西汉今文经学之末流。若溯其源，我们同样可以从董仲舒那里找到其理论根据。《童仲舒传》载其上汉武帝的《对策》中说:"臣闻天之所以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这里所谓"受命之符"，所谓"天瑞应诚而至"，即是鼓吹的符命谶记的一套。
结束语
总的来说,王莽之所以能够成功篡汉,除了他自身权力地位和军事实力外,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利用了当时流行的今文经学理论,如"汉运中衰"、"易姓受命"、"阴阳灾异"、"符命谶记"等,为自己的篡位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和神圣合法性。
他以这些理论为幌子,伪造"天命"和"天瑞",最终骗取了天下人的拥戴和认可,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野心。这反映出理论在操纵民心、影响历史进程中可能扮演的危险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