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杨振宁位于普林斯顿的家中发生了一场悲剧。22岁的杜致仁--其妻杜致礼的弟弟，因无力支付哈佛大学最后一学期3000美元学费，在多次求助后于姐夫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此时距杨振宁获诺贝尔奖仅数月之遥，而诺奖奖金3万美元足以轻松解决这笔债务。这场悲剧成为杨振宁一生无法弥合的创伤，他晚年坦言："若当时多重视一些，或许能救他。"
杜致仁的事摆在面前，具体到数字，哈佛三年，学生贷款七千美元，家里那边因为父亲杜聿明被俘，收入一下子断了，能撑的都用上了，银行那边突然停贷，手续一句话就办完，人却一下子没了后路，杨振宁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年薪一万美元，听起来不少，房子刚买，水电学费吃穿都要算进来，家里还有妻儿要养，现金不宽，伸手能到的地方有限，一年以后，他拿到诺贝尔奖，时间就这么错开，空了一段再也补不上的空白。
另一头是父亲杨武之的心愿，老一代读书人的路子，从讲台到课堂，想儿子学成回来，在1957到1962这几年，他三次到日内瓦找儿子说回去，带着周恩来的邀请信件，话说到点上，杨振宁自己跑去看材料，问设备，问团队，国内科研条件当时还差些，大型仪器不好找，实验排不上，海外这边对华裔科学家也有不少限制，他做了决定留在美国发展，1964入了美国国籍，消息传回国内，父亲这边期望落空，到了1973临终时也没松口。
两桩事对照着看，时代的影子就清楚，理论物理要靠大型加速器和精密仪器，要靠团队协作和长期投入，中国那时还在起步，手里能用的资源有限，美国这边有《麦卡伦法案》，登记审查，一层层过，出入受限，回国这条路不一定能走得顺，钱学森当年就被拖了几年，强行走回去，研究被打断这种情况并不稀奇，杨武之走过战火年代，心里认定读书人把本事用在国家上是本分，两种想法摆在一屋，父子之间自然隔着一层。
杨振宁后来做的安排，看得出是在心里对账，1971中美关系刚有起色，他以学者身份进了北京，跑实验室见同行，做报告聊问题，搭起交流的桥，晚年定居清华，把全部年薪捐进教育基金，支持年轻学者出去读书做项目，给他们时间和机会，这样的安排，一边想着小舅子的那场变故，一边对父亲的心愿给出回应，2015他九十三岁，恢复中国国籍，住在清华园的归根居，墙上挂着父亲手书示儿诗，半个世纪绕了一圈，落在一个点。
有些事一直在心里不动，杜致仁的离开，让他对家人援助这类事更上心，处理事情的节奏也跟着变了，父亲那边始终没点头，这也成了他频繁回国讲学的动力，墓地那边草木已长，话没有真正说开，这段关系没有完全解题，他在一次访谈里说过一句，人生有些事，错过就是永恒。
这例子不只是一段个人经历，家和国之间的拉力也看得清楚，理想落在个人身上，家庭的期望压在肩上，科学讲无国界，人有国籍和制度安排，走哪一步都要付出成本，留下空缺也正常，它提醒后来人，面对大的叙事，别忘了具体的人和他们经历过的细节，要把时代的条件看清楚，再去做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