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时间更早。据《唐会要》记载，公元651年，阿拉伯使节到访，穆斯林开始在广州、扬州设清真寺，并与本地商人形成商会结构。
佛教是主流，儒道并行，外来宗教夹缝求生--不是。唐代主政者以"法不压信仰"为基本共识，规定除反叛外，宗教组织可自由活动，信众不强制登记，寺院自负盈亏。
孙英刚称唐代为"世界主义帝国"，意思是将"四海之内皆子民"作为外交与内政的治理底色。
文化交融不是空话，是吃得见的食物、穿得上的衣服。长安街头的"胡服店"、"波斯巾铺"在正史中被多次提及。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贸易文书，多为粟特商人所写，记录的是茶叶、香料、矿石的长途运输路线，精确到每个驿站和费用。
长安是终点，也是起点。中亚来客走入城门，留在街坊；天竺商人带着琉璃和祆教，一住就是三代。盛唐的气质不是一张地图撑起来的，是一条街上几十种语言共同说成的。
外国人、外国货、外国教，在这里都找到了生路。这样一座城市，还怎么说它不是"开放"的？
可开放也不仅仅是进出人的自由。走在长安街头，本地人怎么穿，也是大事。这事得单讲一节。
古人嫌你保守，穿得多都不好意思出门
公元755年，长安。驸马都尉魏承班骑马巡街，路过一群贵妇，领头那位穿着大袖胡服、头戴花金冠。旁边人议论：这怕不是女装版的骑兵装。
风评没有恶意。唐代女性服饰风格早已脱离"遮"这一单一逻辑，讲求色彩、线条、材质的张力组合，审美方向更加注重外观与气质的统一。
《唐会要》对女性服饰有明文分级：常服、礼服、舞衣、胡服、骑装分场合使用。每一类服饰都有样式和用料规定，但不干涉样式变形。
在盛唐前期，襦裙装仍是主流。衣长及地，花纹繁复，讲求束腰剪裁。到了高宗、武周时期，衣带开始下移，大袖流行，裙幅放宽。敦煌壁画《供养人图》中有明确展现，衣料宽松轻盈，女性活动自如。
舞乐场合则更为张扬。《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所设梨园女伶穿舞衣，形式更趋浮动飘逸，衣摆长过裙边，走动时需专人扶持，体现"动中有静"之美。
中晚唐流行胡服。《资治通鉴》记，肃宗朝以后，女着男装渐成风尚。不仅贵族女子，市井妇女亦可穿胡帽短袍，骑马出行。
色彩不禁忌，反而鼓励创新。唐代《时尚录》记载，贵妇衣饰常见蓝绿拼接、金线织锦、石榴红混搭，"贵在不似"。甚至在部分寺庙壁画中，有女像着紫罗、翠缎、黑绸并存之服。
女性穿衣风格的变动，正是社会流动性的外在显影。妇女教育提升，活动频率增加，对服饰提出更高要求。宽衣大袖，既有身份感，也有实用性。
这些衣服讲功能，也讲精神。自由表达、身份认同、地域融合，全通过一件衣服说出来。
这就是唐朝，开放不止体现在通商和边疆，也体现在一针一线、一衣一裳。衣服能看出制度的开阔，也看得见文明的格局。
